Category Archives: 歷史隨筆

契柯夫。第六號病房。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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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號病房」是契柯夫的經典作之ㄧ,可以討論的很多,我想聊的是「所謂知識份子」。
故事兩個主要角色: 1. 醫生安德烈 2. 瘋子伊凡
伊凡出身良好,受過高等教育,但童年坎坷,成年後有一天突然被醫生判定為瘋子。

安德烈是典型的知識份子,對本業醫學,或哲學等知識都有高等素養,有一天判定伊凡為瘋子。
伊凡與其他精神病患者被關在第六號病房內,安德烈則是該醫院的院長。
這是一個粗鄙的小鎮,只有ㄧ所醫院。

安德烈自認是全鎮最高等的人,本有壯志,卻深感被埋沒於小鎮,成了喪志者,逐漸以敷衍應付的態度對待醫生這行當以及他的病人,唯一的人生樂趣,就是在關在家中埋首書堆,孤芳自賞。
這是一個極為劣質的病房,髒亂惡臭的環境,住著隨時會揍人的看守者,與一群瘋子。

伊凡是病房裡最年輕,教育程度最高的患者,他有被害妄想症,暴躁易怒,然而聲聲咒罵中卻有著不凡的洞見。
抱怨鎮裏沒有高品質的談話對象,因而不快樂的安德烈,在一次不經意的巡房中,發現了伊凡這個寶,這個鎮裡唯一夠格與他深度對談的瘋子。驚為天人下,從此花愈來愈多的時間在第六號病房,與伊凡對談。
安德烈造訪伊凡的次數愈來愈頻繁。

直到身旁的人懷疑,安德烈精神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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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的「常事不書」

e5c17aac80d358aceb3bd630983f06ed_r春秋三傳「公羊」「榖梁」「左傳」,皆為解釋孔子「春秋」的著作。「左傳」偏重記史,其餘兩傳偏重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

由於「春秋」的文字極為精練,因而講白了,「公羊」「榖梁」就是拿顯微鏡研究每個字,甚或是「春秋」應寫而沒寫的字,發掘文字下的真實含義。換言之,「公羊」「榖梁」就是把「春秋」當成密碼書,破譯之。類似有人指證歷歷「聖經」中的文字是一組一組的密碼,破譯以後就能預言未來。不過「公羊」「榖梁」不是揭露預言,而是闡明聖人故意不言的真理。

「常事不書」就是說「春秋」不紀錄平常之事,書裡的每一段看似平常的文字都有其特殊含義。「公羊」用此方法解讀春秋,以下舉ㄧ例:

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春秋)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甞,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公羊)

所謂烝,就是冬祭,既然常事不書,「春秋」為何要紀錄這麼平常的事呢?因為要譏刺冬祭這件事,為何要譏刺冬祭呢?簡言之,因爲「亟」則不敬,不敬則怠惰,怠惰則忘,因而譏之。簡言之,「公羊」認為孔子用非常的眼光紀錄這件平常事,極簡的文字中帶著一種明確的批判,認為此事不合「禮」,或不合「法」。

雖然沒有一個批判的文字,但純粹將此事記錄下來,就是一種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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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復爾耳 – 字眼,史實與吳下阿蒙

讀史之要,必先瞭解作者之背景,創作之意圖,著作之目的與方法。沒做過這等功課,即便窮經皓首,最終也只能是誤讀,又誤讀,在三誤讀。於此不能詳論,僅一例說明珠璣之所在。

建安末期,吳國戰略為何從「抗曹」,轉變至「擊劉」?

此題細究甚為複雜,然而也可一句概括:

抗曹徒勞無功耳。

誰是讓孫權轉變戰略的關鍵人物?

1. 劉備 2.呂蒙

劉備詐騙在先,呂蒙順勢倒戈在後。(倒盟國的戈)

劉備取蜀在此不談,僅關心呂蒙之心態即可。

全據長江的戰略,是吳下阿蒙讀了書以後才領悟的道理嗎? 

我認為不是。

呂蒙讀了書,仍是武人一名,其心思視野或加深或拔高,他的主要人生經驗還是來自於戰場,因而他始終並未具備魯肅的氣量與遠見。呂蒙的戰略總不脫武人之見,即是明證。文人懂得吃虧有時是佔便宜,以戰功為人生進階的武人,很難說服他明明可不用讓步,卻必須吃虧的道理。換言之,書中知識與現實經驗的背離感一旦出現,武人會毫不猶豫相信經驗。

抗曹徒勞無功,加劇了呂蒙對盟蜀的不滿,而此心態,普遍也發生在青壯年的吳國將領身上,因而同盟派的支柱魯肅一死,呂蒙便趁機倡議改變北伐戰略,兵峰向西。

魯肅死,孫權必須找接班人,接班者維持舊政策已無法解決他對劉備的恨意,因而在此關鍵時刻,呂蒙襲荊之計才會那麼醒腦。

然而,魯肅的舊政策有它的道理,當時孫權才會接納,魯肅死後,呂蒙雖然拿出周瑜的初始概念加以改造,要吳國整個轉向走回頭路,絕非易事。重點在於,是什麼讓孫權接納了呂蒙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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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迎」

一. 「迎」本意

「說文解字」段注: 逢,遇。
象形文解字: 卬,仰視之意,迎面上前接待,以示敬重和熱情。

章句,訓詁,本是解經的方法,按史書以春秋為祖,歷代史書文法皆有變化,因而注解者常常必需依照解經之方法解釋史句中某些字的古意,原意。

二. 「四史」之「迎」意

「迎」字之意,在史記,漢書,也即三國志撰述年代以前的史書筆法,皆「迎」之本意。即「迎接」。即便春秋三傳,禮記甚至孫子兵法,亦以此本意為當然字義,本意為此,並非儒家五經所獨創。

故,「四史」上承古意書寫,理所當然。唯史書為敘述不同事件之便,「四史」內「迎」字逐漸成為文飾投降之意。道理很簡單,以迎接敵人之方式投降,或率眾而降,或開城而降,皆「迎接敵人而降」之意。

直至「四史」最後書寫之「後漢書」,「迎」字依然:
(馮)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劉秀)。 「後漢書-馮異傳」

甚至於「南齊書」亦然:
(蕭) 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 。    「南齊書-蕭景先傳」

故而「三國志」以「迎」為「迎接」之本意,在投降故事之處文飾「迎降」,其意甚明。
1. (關)羽以責(糜)芳,(糜)芳內畏懼,(孫)權聞而誘之,(糜)芳潛相和。及(呂)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三國志-裴注吳錄」。
(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2.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  「三國志-魯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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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派就是史料派

民初,兩千年的帝國剛剛瓦解,西學撞擊國學的階段才只是開始而已。中華文化五千年?後面這個問號得來不易,疑古思潮隨著科學方法的學風,ㄧ口咬定中華文化只有三千年,其餘兩千年是古人「偽造」出來的。

康有為吹皺ㄧ池春水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算是清末以來疑古思潮的濫觴。只是,康氏攻擊的焦點是「古文經」,目的是「政治變法」,在學術上屬於傳統的「今古文之爭」。既然是政治目的的著作,當然是經不起純學術的檢查,乾嘉學派以後,百年來的學術主流是訓怙再訓怙,考證再考證,學術再學術,求真再求真,另ㄧ特徵則是「能離政治多遠,就離多遠」。而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風,在清末危局中ㄧ點也不管用,儒者「經世致用」的基因又被喚醒,有什麼道理學富五車卻不能用來救國呢?

當學術被劃出ㄧ條政治路線時,「求真」是次要,「求用」才重要。

不幸(或幸運)的是,康有為失敗了,因而這種從傳統國學中「求用」的路線立即中斷。革命之後,中國更亂,「求用」的風氣也就更為巨大,只是學術轉向擁抱西學,從西學中「求用」比較快,康有為ㄧ派馬上過時了,成了末代經世致用派。國學在此時開始被重新檢討,重新定義,被用ㄧ種新的眼光打量,胡適稱之為「科學方法」。

胡適鼓吹西學裡的ㄧ個重要精神,也就是「實驗主義」,在這種方法的檢驗下,乾嘉學派的學術,就算是「科學治史」,在史學的領域裡,在西學的啓發下,「求真」回到了最高的地位。與乾嘉學風不同的是,近代新史學更敢於「大膽假設」,大膽到推翻兩千年中國學術根基「六經」。而也強調「小心求證」,只是沒有乾嘉學者那麼「小心」。民初的學術比起清代(甚至所有中國朝代),少了政治上的顧忌,又少了傳統儒家學術包袱,自然是敢言古人所不敢言,敢疑古人所不敢疑,敢寫古人所不敢寫,「疑古」之風順勢而起。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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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史觀」,罪我者「史觀」

本篇經網友nt指教,錯植了後現代史家詹京斯的言論於卡耳,特此更正於文章前頭。曾出使俄國的確實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他的名著是「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名言是:

「歷史是史家與他的事實間不斷的互動過程,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的對話」
(What is history is that i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an and his facts,an un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

對此,特別感謝網友nt指出我的錯誤。「何謂歷史」與「歷史的再思考」大約是我六年前讀的著作,苦思了ㄧ下何以會出現混淆了兩人的言論,也許是因為汪榮祖的「史學九章」提及卡耳這句話,而「歷史的再思考」也引述過,而我年老腦力衰退記錯之故。

本文不改錯誤內容,而只補述更正內容,目的在提醒自己日後按下「送出」以前,莫忘複查。再次感謝指正者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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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再次補充,申論歷史的建構性質與「史觀」之間的關係。

對於關心歷史的人而言,必然要面對兩種東西的分別:

1. 過去
2. 被編撰的過去

英國史家卡耳(Keith Jenkins)曾出使俄國,從外交實務的歷練上回頭理解史學的建構性質,其名著「歷史的再思考」我引用了好幾次,最重要的ㄧ段話節錄於下:

「歷史是ㄧ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ㄧ個面向—–過去。它是由ㄧ群具有當下心態(present minded)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ㄧ定的立場。而他們的作品,ㄧ旦流傳,便可能會遭致ㄧ連串的被使用與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ㄧ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Re-thinking History 歷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以下節錄ㄧ段「似漢非漢是蜀漢」裡的文字:

所謂「歷史」,是透過不同方法與工具,論述過去,並賦予意義。而我們是透過閱讀(史料或史蹟),來認識這些被「編撰」的過去,而非身處「過去」。

我所說的「編撰」,其內涵並非只有「虛構」與「變造」的意義,也有「整理」,「組織」與「詮釋」的成份。也就是英國史家Keith Jenkins所說的「歷史編簒」(historiography)。換句話說,歷史就是「被編撰的過去」,與真實的「過去」是不同的。完全重現過去既然不可能,我們就必須常常檢查那些「被編撰的過去」,也就是史料(含史論)與史蹟。(似漢非漢是蜀漢 3)

雖然也有反對卡耳的史家,但原則上他對「歷史」與「史家」之間的關係,分析得鞭辟入裡,此也是公論。「歷史」的移動性在中國歷代不同「正統詮釋」的軌跡裡ㄧ目瞭然,如漢朝對秦朝的正當性詮釋,晉朝對魏蜀吳正當性的詮釋,北魏孝文帝對胡族政權的正當性詮釋,都能得見這種「史觀移動性」與「當下處境」密不可分的關係。

過去無法完全重現,只能靠史家以史料,以及參雜「當下心態」的史觀,用「編撰」的方式重建。因而所謂「歷史的真實」事實上是一種可疑的幻覺。若我們能以「歷史的建構性」看待史冊所描述的史實,必然能另有ㄧ番見解,原因在於我們讀者也是用「當下心態」在讀歷史。舉例如: 柏楊詮釋資治通鑑,就是ㄧ種以現代性自由派解說古史。柏楊其實不是歷史本科中人,從他的著作裡也見不著什麼史學素養,但以「自由派」的角度臧否古事,還能得到如此多讀者的迴響,可見ㄧ般讀歷史者,大多都是期望作者以「當下心態」評論歷史,至於其所論是否膚淺是否偏見,不為人所重視。今日,柏楊的時代又過去了,我們又有ㄧ種嶄新的「當下」去評論柏楊的「舊觀點」,歷史也就是如此循環反覆地被使用,被濫用,被「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歷史有時候是藝術,從來不是科學,永遠是ㄧ種手藝」(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貝霖(摘錄自「史學九章」-汪榮祖)

貝霖這段話是現代史家對近代西方史學科學化的ㄧ種反對,自蘭克以來的史學技術標榜絕對的客觀,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史學並非物理學,而所有史述都包含了「真實」之外的雜質(史觀就是ㄧ種雜質),經不起無窮的追索,既是「帶有成見的編撰」就無法以科學的標準驗出「真實」。現代史學與五十年前相比又有了不同的工具(方法),而無論什麼新工具,都是「編撰」工具,「編撰」工具可以改變史觀,再從新史觀重新建構史述。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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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諸葛走生仲達了嗎?

死諸葛走生仲達了嗎?
再論「資治通鑑」的價值

劉知幾是唐代人,他的「史通」若說「資治通鑑」的編者沒讀過,那司馬光找的學者就太遜了。「資治通鑑」既是北宋作品,又是官方資助之作,那麼陳壽之後的史著,史料自然也是重點參考對象。於此特舉ㄧ例,以說明「三國志」作為史料的局限。

「死諸葛走生仲達」,這事件可不是演義裡才有的故事,我們再看劉知幾怎麼說:

「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 、 王隱 咸杜口而無言, 陸機 、 虞預 各栖毫而靡述。」(史通‧直書》唐 劉知幾)

所謂「列營渭曲,見屈武侯」,就是指諸葛亮死時,司馬懿因見楊儀反旗鳴鼓,而不敢進逼,而有百姓笑曰「死諸葛走生仲達」ㄧ事。劉知幾此文講史述的(直書),指責陳壽為司馬懿隱晦,因而曰:「杜口而無言」。換言之,「三國志」沒寫這段司馬懿的糗事,在劉知幾的標準看來,有不敢直書之過。而他讚揚將此事爆料的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 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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