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鬼?什麼道?什麼鬼道?(3) 方士

「方士」

無論富貧智愚,人的ㄧ生都難免災禍病痛,以及各種困惑欲望,方士巫師協助人們擺脫困境,他們在人最脆弱的時候出現,深入你的心靈。從民間到貴族,為了滿足龐大的需求,方士與巫者創造出各種法術,以饗人心,也創造出各式說法,解釋令人困惑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其實無法解決任何具體的問題,唯一的本領,就是「使人相信」他們能解決問題。ㄧ旦人們發覺方士沒能解決問題時,方士與巫者們就改變「說法」,或是創造新的法術,這就是方士與巫者的生存之道。從皇親國戚到民間鄉野,都有方仙與鬼巫穿梭,提供各種服務。

為了滿足市場,方士與巫者必須是附會專家。

=方外之巫=

如上述,本文將離開庶民,滲入權貴之家的「異能人士」,稱為方士。

早期的方士,指的是燕,齊地區的巫者,他們將神仙思想與諸子學說裡的道家,陰陽家結合起來,ㄧ般被稱為「方仙道」。其初「方仙道」並非所有巫者的共同信仰,只能代表燕,齊地區較有「知識」的ㄧ群巫者。我們現在都把方士錯想成「道士」,因而常常對兩漢方士活動產生誤解。發生混淆的原由,就是將道教視為先秦道家的後續發展,其實橋歸橋,路歸路。

燕,齊兩個濱海地區之所以產生了方士,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齊人鄒衍的陰陽家學說,另一則是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好神仙,廣招巫者往海外訪仙山求仙藥,於是這些受命遊方於外的巫者,被稱為方士。關於方士之名,也可能來自莊子的「大宗師」。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埃(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莊子內篇,大宗師)

子桑戶死了,孔子派子貢前往幫忙喪事,子貢到後,見兩人在子桑戶的屍首前奏樂而歌,於是好奇地問兩人,這是什麼喪葬禮節呢?兩人相視而笑答:「您不知道禮的真義吧!」。子貢回來後描述給孔子聽,孔子說,喔喔,他們是遊方於外之人,我只是遊方於內之人,方外方內兩種境界,我派你去幫忙,是我不對。莊子這則故事是說,人生來孑然,死後又孑然,死,便是歸本返真,是值得慶賀之事,所以要歡唱ㄧ番,這才是禮的真義。臨尸而歌便是遊方之外的境界,而孔子方內之人,所以重世俗之禮,傻傻地派子貢去幫忙。

「大宗師」講何謂「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超脫世俗,是影響深遠的概念,儒道的分野。後來被巫者拿去用來虛構方外世界,由真人拔高至神仙,將哲理扯成仙道,用的便是鄒衍陰陽理論。

方內與方外,也成了後世對道教的ㄧ種區分,舉凡「五行」,「卜筮」,「讖緯」,「雜占」為「方內道」。另外,「經戒」,「服餌」,「房中」,「符圖」為「方外道」。這是梁朝阮孝緒根據「漢書。藝文志」對道家圖書的重新分類 (詳見阮著「七錄」)。由於是根據「藝文志」,著眼點在「術技」與「仙道」書籍,所以不見老莊思想。原則上只要是講「推算」類的,就是「方內道」,講養生,服食等「具體方法」的,是「方外道」。

如此可以辨明,方外之人,是真人。方外之巫,便是方士。


= 權貴之門 =

尋常百姓,關心疾病傷身,天災傷農,認為皆鬼崇所致,巫者的專業,便集中於解決此問題。權貴之家,有著更大的物慾,比庶民更怕死怕老,因而方士的專業就必須更為廣泛,才能滿足貴族市場,其中永生不死,便是富貴之人最深的執念。與此相應的,長生卻一身病,就無意義,長生卻老態龍鍾,便無樂趣可言,因而重點服務項目還有疾病的醫療,與駐顏之術。「不死」的技術,是藥,「去病」的技術,也是藥,「駐顏」的技術,仍是藥,可想而知,方士若只有僅僅驅鬼之術當然是不夠用的。然而,藥學需要大量的臨床實驗,不是在短時間內可有實物提供的服務,那麼謊稱仙藥在遙不可及的遠方,很自然便成為風險較低的鬼話了,於是往海外求仙藥,變成了迷信權貴的最佳說法。

遇到了迷信的皇帝,方士在人間社會的頂峰便能有了ㄧ席之地。,秦皇漢武都想長生不死,想成神仙,這兩件事誰也辦不到,但方士們知道重點,只要讓皇帝以為辦得到即可。可想而知,這個時期在中國最富創意的ㄧ群人,就是方士。始皇時期的徐市,盧生,韓終,安期生,侯生。武帝時期的李少君,欒大,少翁,公孫卿各顯神通。哪裡有神仙?在某某海外仙山,皇帝大人給我錢,我幫您找去。怎麼保持年輕?我有藥方!皇帝大人給我錢,我煉黃金丹藥去。武帝這麼聰明有權勢的人,受騙記錄攤開,大都是栽在方士手上。

由於寄養於權貴之門,方士就有必要具備政治與財富方面的相應技術,因為漢代所謂權貴,離不開政治,而政治領域詭譎,常保富貴也非易事,這類的服務是不可少的。

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劉安,養著好幾千方士作為顧問,大著「淮南子」便是出於此人門下的眾多賓客。此書類似「呂氏春秋」,四庫全書歸類為「雜家」,不過其論述主體是道家,另外集結了先秦各家學說,近似ㄧ部學術百科。書名原為「鴻烈」,西漢大學者劉向將其改名成「淮南子」。「淮南子」分內中外篇,內篇尚存,中篇外篇佚失,顏師古說:「《內篇》論道,《外篇》雜說。」,那佚失的三十三卷外篇,八卷中篇,便是方術的部分。劉向曾獻「枕中洪寶苑祕」,講黃白之術,便應是中篇。此書深刻影響後世的方士,與道教。

從「淮南王」的內容可見其賓客的知識程度,絕非民間ㄧ般巫者可比,由此可知方士能在權貴階級遊走,並非偶然,他們是走道家路線的知識份子,而此道家已是融合陰陽家的「神仙家」或「黃老之術」。漢初的黃老之術,一方面是政治的,另一方面則是方術的。淮南王的賓客,在「漢書」裡被形容為「輕薄」之士,除了他們不是儒者外,劉安最終遭懷疑謀反而自殺,賓客被認為是禍首,也是「漢書」為何採取如此立場的原由。無論如何,權貴所養的賓客從淮南王的例子可見,當時方士與巫者的差異,猶如今天知識份子與神棍的差異。上述的大學者劉向,尚且向皇帝進獻鍊金鍊銀的黃白術書,則大部分知識分子對方士方術的看法,自不待言。

方士的技能,以方內方外道的分法,如上所述,回頭我們再看許地山的圖例:

方技與術數為獨立的兩類,而術數又分為占卜與天文,這樣的分法似乎是說術數家非方士,醫生卻是。

1. 方技家:房中,醫家,神仙。

2. 占卜家:形法,雜占,蓍龜。

3. 天文家。

檢查信史,醫家雖與巫者已分,但他們仍在方技類,讀「三國志」的「方技傳」,第一人就是華陀。有趣的是,第二人杜夔是音樂家,第三人朱建平則是相術家。第四人,周宣是占夢家。第五人管輅是筮占卜家。意即,陳壽對方技的定義更為寬泛。讀「後漢書」的方術列傳則更有趣了,范曄更為細密地簡介了所謂的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或開末而抑其端,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漢書-方術列傳)

由上可見:
1. 占卜 2. 圖(讖) 3. 天文 4. 五行陰陽 5. 災異 6. 緯 7. 兵符
除此之外,還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後漢書羅列的這些方術,其實也只是ㄧ小部分,漢代方術族繁不及備載。中華文化有一特徵: 眾說紛紜。一旦有什麼理論或方法開了市場,大同小異卻性質相同的東西便蜂擁而出,兩漢經學便是最好的例子。方術雖多,然而我們只要把握兩個面向,便能洞察這門機巧:

1. 形與意: 大部份的方術,都是由物件的外形,結合某種推算法,產生結論的。

例如在相術裡,無論是相面,相雲,相氣,相骨,相手,相宅,都是透過不同外形的歸納,配合某種邏輯推算而產生結論。漢代政治流行災異說,宮廷裡有史官專門負責記錄每日的天象,一旦發生了天災人禍,皇帝便要找史官來詢問最近天象是否有變異,而應付其變異的對策,便要邀集大臣們共議。這便是我們文化裡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人特別注意「形」與「意」的關係,任何的「形」都有其含意,並且能夠據此找到「形變」的原由,甚至預測未來的發展。這種概念被用在文明裡的各個方面,甚至政府選擇公務員,都要經過「品人」的階段,品人的標準,必然包含該人的外型包含面貌,舉止,言談等等。東漢末年,頂層社會藉由品人,使某些人成名,政府便以名取人,就是這種「形癖」發揮作用。有著最久遠歷史的龜占,便是以火燒龜殼,觀察裂痕的形狀,判斷吉凶。

2. 對稱與生剋: 大部份的推算法,都藉由對稱與生剋的概念發展方法,由陰陽而君臣而父子而夫婦,怎麼算,都要以對稱為基礎。五行的相生相剋,以金木水火土為基本生剋元素對應萬事萬物,一物剋一物,ㄧ物生一物。中國人看待萬物,便圍繞在這兩種概念,視之為物理。

在推算的方術之外,便是藥學與化學,它們展現在醫藥與煉丹術,這門方術則需要大量的臨床實驗,而實驗所依據的假想,也是由上述兩個面向作為邏輯基礎。

這麼多的方術,大都是為了滿足上層社會的需求而產生,後漢書的方術列傳開宗明義,便以懷疑的立場看待此文化: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恊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竒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後漢書-方術列傳)

兩漢的知識份子無論是否孔門信眾,大部份都信方術,風行草偃,使得方士大行其道,而瘋方術的結果,自然就產生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騙術。

= 術數與方技 =

前面我們據以討論的「三國志」,「後漢書」,作者都不是漢代人,觀念裡難免受到魏晉時代流行的概念干擾,「漢書」的作者是漢代人,而我們發現漢人對所謂「方術」與「術數」是分開看待的。在「漢書-藝文志」裡方術稱為「方技」:醫經.醫方.房中.神仙。其他如星歷,卦候、九宮、風角,占卜等皆為「術數」。不過由於許多專業方士兼修兩者,兩回事便成為ㄧ回事。在東漢前期,懂方技與懂術數的人,被合稱為「伎數之人」,我們可經由兩位反對讖緯的知識份子看此現象:

*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李賢注: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   「後漢書-桓譚傳」

桓譚自身也是廣意的伎數之人,他指責某些不肖的同業惡搞,弄出荒唐的讖緯騙局,污染政治。另一位也是伎數之人,發出同樣的不平之鳴,而他更有名,被現代人稱為古代的科學家: 發明地動儀的張衡。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後漢書-張衡傳)

張衡對皇帝抱怨讖緯歪風時,身份是太史令,也就是皇家方士,由其言的內容看來,他反對讖緯,卻肯定律歷、卦候、九宮、風角這些術數,稱其「數有徵效」,但大家現在都不肯學了,反而去學讖緯這種欺世罔俗的胡扯。說張衡是方士,其實也貶低了他的才學,因為他也「通五經,貫六蓺」,雖是典型儒者,但興趣所在則是術數。「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顯然是個數理天才,很愛算。

以上換言之,術數在漢代的地位,猶如科學在現代的地位,與方技相提並論,對漢書作者班固而言有些牽強,但事實是,漢代的方士,已不只有講醫經,醫方,房中,神仙而已了,他們生活於上層社會,早已涉獵術數,尤其是當代政治急需的術數。

新莽末年,王莽敗象已成,他家族裡的權貴衛將軍王渉感到大勢不妙,怕大禍臨頭,於是想叛。他養了ㄧ個方士叫做西門君惠「適時」提供了意見:

「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漢書-王莽傳)

西門君惠在當時是權貴間有名的方士,擅長「卻老之術」: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新論-桓譚)

一個擅長養生卻老的方士,也能講星歷術數,擾動政治,可見方士在上層社會的功能隨時間而擴大,究其因,當然是有需求就有供應,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方技人與術數人合而為一了。

從賣藥到賣一個造反的正當性,除了皇室公卿,方士穿梭於地方上士族豪強之間顯然已是常態,尤其亂世擾攘,他們因應於各種需求而愈來愈活躍。帝王公卿為了各種目的養方士,或為心靈療癒禱祀求仙,或為身體療癒卻老治疾,「居官而致富,處姦而得利」的士族豪強沒有理由不有樣學樣。隨著權貴的「多欲」,方士的技能也突飛猛進,務求在浪頭上演出。

= 方士化的儒者? =

漢代是儒學大盛的時代,因為要進入贏者圈,必須學「五經」,眾所皆知,這是漢武帝批可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所造成的結果。只是,董仲舒的儒學,是接合了陰陽學說的「齊學」,而非較為傳統的「魯學」,因而漢代的儒者,篤信陰陽五行,並將孔子神化。有此神秘主義的背景,漢儒與方士也有共同的語言,尤其「五經」之首的「易經」,原來就是占卜之書,所以也頗有儒者精通易算,即便不精易學,也對易理的奧妙深信不疑。

易是符號,儒道兩家都篤信,只是各自解讀,有了鄒衍的陰陽學說,從董仲舒起,漢儒就企圖將儒學打造成一個可解釋一切的大統一理論,起點便是易學。知識界普遍相信災異的產生,必然是天的預言,因而儒者自有一套災異論述,而此知識風潮,也源自於董仲舒意欲限制有著無上權力的帝王所設計。帝王是天之子,那麼天的譴告,帝王也要服從,而解釋災異譴告的權力,掌握在儒者手裡。政治放一邊不談,漢儒的知識傾向,給了方士另一個方便之門,進入上層社會。陰陽五行之說,也是方士擅長的領域,即便不擅長,在權貴之家待久了,關鍵字也能摸清,前述的西門君惠便是顯例。

(西)漢成帝好女色,但始終無子,於是公開向神仙方士求助。

「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敎我此道。」(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西漢甘忠可事件,啟發了東漢末年的太平道,所謂天官歷,包元太平經雖已佚,但方士假造星歷,推算國運,算是開了方士干擾政治的先河,來歷不明的方士能動盪朝野的,莫過於此了。而之所以他能激起浪花,皇帝與儒者都聽得懂他的語言,自然是主因,加諸後來還有受寵的儒者背書,使得方士同化儒者成為可能。不久哀帝時代,政治便吹起了讖緯之風,知識分子紛紛在儒經裡找密碼說預言,究其原,就是懂儒經的儒者與擅附會的方士聯手打造的政治謠言。

前述西門君惠所言,「漢家當復興,國師公姓名也」,便是當時流傳的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出自另一個擅長解讀圖讖的方士蔡少公。國師就是劉歆(改名為劉秀),方士之言使得王渉下定決心擁立劉歆。王莽發動讖緯戰反制政敵,此風愈長,影響所及,使得光武帝劉秀也跟著瘋讖緯,所以在東漢前半葉,知識份子紛紛爭學讖緯,導致一些清醒之士看不下去,如上述的桓譚與張衡。

說儒者方士化,其實對方士也不公平,因為漢儒本來就有方士的基本特徵,而他們在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殊途同歸,則可見「後漢書」記載的許多兼學圖讖,天文星歷,導引之術等方術的儒者以為例證。

無論方士技能為何,上層社會的語言他們瞭如指掌,加諸愈是富貴之人,愈是貪生怕死,愈是貪生怕死,就愈是迷信。因而根植於庶民間的巫者,若要進入上層社會,就必然要與方士結盟,而最好的狀況即是,方士也成了巫者的信徒。只是在此之前,巫者與方士之間也必須建立共同的語言,否則在權貴間鑽營的方士,沒有理由與巫者合作,而這個共同語言,就是「黃老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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