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知道」試閱版連載四

四.鄒衍用算的比

 

齊人鄒衍將「周易」里的陰陽念,「尚」里的五行概念發展成ㄧ個完整而神秘的宇宙,由於看似深奧,邏完備,風靡於當時的中國知界與政界,其論說被後世歸類「陰陽家」。鄒衍本人是否方士不可考,但其理影響深,當時大流行的神仙信仰也嘗試結合陰陽,衍生出多怪論說。戰國末期,秦,西漢,從齊威王,齊宣王到秦始皇,漢武帝都沈迷於這個生與神仙的信仰,成神仙方士極活躍的時期。這種「脫俗」的風氣也影響了戰國末到秦代漢初的子學,從而生了呂不韋的「呂氏春秋」與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這兩部子總的著作。無疑地,這兩部以陰陽化的道家思想主幹,融合著,是漢初的學,而黃老學扮演了啓發的角色。在「黃帝四經」里已有厚的陰陽:

 

極陽以,極陰以生,是逆陰陽之命。極陽於外,極陰生於內。已逆陰陽,又逆其位,大國亡,小身受其殃 (經法-四度篇)

 

必以陰陽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伸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陰,達陽陰。娶生子,有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默陰。予陽受陰,陽者法天…陰者法地…  (稱)

 

「黃帝四經」成於戰國中期,可能也是啓發鄒衍陰陽學的知識來源之ㄧ,所以陰陽家與神仙方士ㄧ樣尊崇黃帝。鄒衍學仁義,因而與儒家,黃老道家都有淵源。董仲舒身處的時代,陰陽五行風靡知界,幾乎可凡是模宏大而有系統的學,都始附會陰陽五行,是無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陰陽」是ㄧ種對稱的宇宙認為萬事萬物是由兩種力量所形成的秩序,不但物世界是陰陽物,人類的精神世界亦如此。男女,善,天地,君臣,父子,光明與黑暗,動與靜,生與死,ㄧ切都是與這兩種力量的配合息息相。「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這五種基本元素,萬事萬物是按照這五種元素相生相克的循環律而運作。原本「陰陽」與「五行」兩不相干,鄒衍把它揉在ㄧ起,成ㄧ種特別的「算術」,以推算歷史的演變。在政治域里,稱「五行」「五德」,將自古就相信君王受命於天的思想,置入於「五德」的循環律中。於是,虞代「土德」,夏代「木德」,商代「金德」,周代「火德」,每個朝代衰亡了,必然有ㄧ個新王受天命取而代之,周之後,便會有「水德」者運而生。聽得津津有味的侯國君便要了:那麼如何做,或有甚麼徵兆才能決定是「水德者」呢?當然,鄒衍自是有ㄧ套合了四季與十二月令的完整推算法,這些野心家做政治指了。對於聽子從外交,兵法,仁義,詭辯,刑名種種稱霸天下方案的而言,鄒衍人耳目ㄧ新。

 

用算的比快。

確實是個有趣的想法。

 

「五行」有相的五種色,「土配黃」,「金配白」,「木配青」,「火配赤」,「水配黑」。也有相的五種方位「木東」,「火南」,「金西」,「水北」,「土中」。後秦始皇採用了這種思想,自稱「水德」,官方服色改黑色,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五行也成了ㄧ種統一格。 陰陽家的論說在秦代與漢初政治,至少是統治階層能接受的思想,尤其是「五德始」這個輪流受命的概念,以及那個迷人的循環史

 

 

五.儒者的生死存亡與天命

 

對儒者而言,陰陽五行這種渺無根的述,是孔子始不願觸碰的命。雖然孔子也多次提及「天命」,在君子的時候 —「不知命,無以君子也。」,在人生境界的時候—「五十而知天命」,在自己的理被攻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在淵死的時候—「噫!天予!天予!」,然而從不曾主過天是甚麼,命是甚麼,也從那些不會有確切答案的鬼神之事。商周的古人本就信天命,人生無常,天命是ㄧ種無可奈何的回,孔子對天命也是這種單的想法。對於不明所以,無法掌握的自然法,孔子不願,也沒有能力,自然也不會希望他的門生往這裡牛角尖。可是到了漢代,時代巨變,不僅儒者,所有知分子的處境,地位,生存方式都與東周大不相同了,不能不順應潮流搞神秘。

 

從生的角度看實際的問題讀書人若不務農,不從商,不做工,要怎麼生?因而政治是統中國知分子的歸宿。漢初政治黃老當道,儒者不能不視其為競爭對手,既然互為論敵,那麼有兩工作就迫在眉睫。ㄧ. 重新整理已被李斯秦始皇毀的儒學經典,二. 想個辦法舊學浴火重生。第一工作秦亡後幸存下的儒者所承擔,靠記憶以漢時文字隸重寫經典,並門生,後今文經,今文學派(春秋公羊,春秋谷梁都屬於今文派)。第二工作,承先啓後,自己闢ㄧ條生之路,也等於是要與黃老ㄧ派,爭利祿,這是生存問題,也是尊嚴問題

 

當時的學術大趨勢是先秦各派學的相互借用與融合,如此看,儒學走「兼採他」的路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重點在於如何與黃老區隔,又如何勝出。如前述,漢政走的是「刑治」的路,並迫切需要對尊君的述,黃老滿足了當時的需要,而這兩都與儒學的基本立對立,但反過,也是儒者能與黃老區隔的。董仲舒就是在這條里破繭而出,憑藉的利刃,就是裝備了陰陽五行的天人儒學。

 

「天人」,必然要先「人上人」與天的係,「人上人」就是君主。自古君王受(天)命的念,發展到董仲舒,已很熟。他主「君王」不是人力所能取得的位置,而完全是因上天意志展果,並且也是民心之所歸。在這種條件下,上天會自然而然地展祥瑞的徵象,叫做「符命」,「符命」ㄧ出,王者就受天的可而王,天下共主,西方類似的概念,就是「君神授」,是古代於政合法性的普遍原。重點在於誰來「符命」,又根據甚麼理?孔子沒有這種理,孟子雖天命與君王的係,卻是重民意,不「符命」,董仲舒接下了這個棒子,解天與人,君王與符命,施政與災異,成後世各朝代宣稱政合法性的指南。

 

天命,和了儒者在尊君問題上的尖

要「德治」,就得花點心思了。

 

 

六.全新的奏-天人感

 

天人感並非董仲舒的新發明,「易」,「尙」,「呂氏春秋」里都早已有了類似述的索,董仲舒是將其發得更完整而大。

 

中國念是以天體的運行對人間事,以解世界,也就是占星術。星即木星,惑即火星,鎮星即土星,太白星即金星,辰星水星。史的天官書記載「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五行概念的淵源就是自天體五星運行律的啓發,其服力就自亙古不變的星體運行。而整個天人學的特徵,其實就是「對」概念的繼續發展,把經里的人事物盡其可能地與陰陽,五行對。包含四季,官制,政治活動,人體,部五官,喜怒哀氣,自然象,道德,音律,味道等等,只要確定了各自的「位置」,解就很方便。從「春秋繁露」的「五行五事」卷例,「五事」就是「貌,言,視,聽,思」,人的五種行木,金,火,水,土。而五行所對了五種自然象,則為木-風,金-霹灤,火-電,水-雨,土-雷。那麼若是發生了王與臣之間「貌不敬」,上天就會在夏季起暴風,因「貌」與「風」屬「木」,以此類推。也就是,只要偏離了它的位置,天就降以相對的災異,警告你要回到正確位置。可想而知,這種對法能夠建立起多麼大的秩序系統,而其用範又是何其廣泛,醫藥,命理,風水,宗教,政治甚至武術在後都在這種秩序里找靈感,演化成中國最著的文化特徵。

 

天與人的對應關係,董仲舒又以人體特徵作上的根據,他認為天地間只有人是與天完全相的存在「求天之微,莫若於人」,天以ㄧ年的日數造人體小(366小),月數造人體大(12大),五又搭配五行,四肢搭配四季等等。以數字作根據服他人往往都是很有成效的,雖然這種「算數」並非始於董仲舒,但陰陽五行到了董仲舒手裡,又發展得更是數字而數字,了搭配四季,陰陽又被分「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政治活動則簡「慶」,搭配五行,將道德的種類歸納為五種-「仁義禮智信」。他又認為「天之大數於十」,將「天地陰陽金木水火土人」湊成「天數」,「以十數」這個概念的淵源占星「河」,董仲舒以占星概念將「人」放置於宇宙運行的位,以凸人理與天理休戚與共的係。 儒家發展的本就是ㄧ種注「人」的學,而萬物之靈與至高的「天」最契合,是董仲舒立的總旨。無這種對有多麼強,歸還是將渺茫知的宇宙投射回到人的身上,要求人要懂得搭配天的舞步,否亂了大自然原本的秩序。

 

這是甚麼後天有異象時,皇帝聽了天文官的報告後,還要找儒者異象的意義,因從董仲舒始,儒者始用類似的方式詮釋「易」,「」,「」,「禮」與「春秋」,形成了綿密浩大的解系統,無儒者通哪ㄧ經,都很會解「天啓」,這類的知被歸類「數術」。天文官負責呈報天象,儒者負責,於是成了例,批時政並對天下最有力的人教, 成了儒者的魔幻時刻。但也由於這個話語權往往事涉敏感,儒者很容易被捲入政爭漩,或是所利用,惹上身,董仲舒就是「災異」的第一個犧牲者,差點人頭落地,最後罷官收,再也不敢災異。

 

「天人感」神秘歸神秘,儒家有些基本原卻是要持,否無法與黃老學區隔,而「重德刑」就是董仲舒對皇帝叮再三的政治主。如何將這個概念入「天人理」中呢?價值附會神秘主義,不能不先釐清「孰孰重」的問題,立的根本既然是陰陽二元,得從此入手。董仲舒於是提出天道重陽,陰的概念,使得原本對稱而沒有重上下之分的陰陽兩種力量,有了天的取捨。而其實,這也是自黃老的概念,前面所引的「黃帝四經-稱經」就列了屬陰屬陽,並陰」。 春夏是生氣勃勃的季,人人喜,因而屬陽,秋冬是萬物枯竭的季,人人憂悲,因而屬陰,猶如「道德」令人喜屬陽,「刑」令人憂悲屬陰,既然天道向陽,那麼政者順應天道,自然應該重德而刑,言之,「仁義道德」就是天意。而實德政的方式就是「教化」,以教育主,刑罰為輔,即便是刑,也要以「仁義」為標準實行。

 

了這麼多,就是論證仁義,述王道。

兜了這麼大ㄧ圈,只是要引「君」入甕,行「德治」。

 

「陽尊陰卑」的概念十分重要,影響面極廣泛,日後儒者的災異,都是以此核心解天意。雖然黃老學里早有此,但真正將此概念放大成ㄧ種真理的,是儒者。子是陰,女是陰,弟是陰,母是陰,是陰,家庭的這些陰角色都要服從陽父,陽男,陽夫,陽兄。臣是陰,後是陰,宮廷里的這些陰角色都不能侵犯陽皇帝,如果天象里發生了「陰侵陽」的象,任在臣,在後與其家族。從人到家,從家到國,帝國的秩序就依這套「陽尊陰卑」

 

天人感不是董仲舒的發明,墨子也有類似的概念「人利人者,天必福之,人者,天必之」,董仲舒只是把這個概念建構得更精模更大。天人理彌補了儒學在抽象域里的不足,並在兩漢取得了普遍的同,明瞭人的世界不能沒有天意的參與,而人心是多麼渴望那些令人不安的象能獲得解,因唯有得到解,才能生解法,消除內心的不安。至於解是否胡扯,試試看才知道。

 

只要能痊癒,感冒吃胃藥有何不可?

 

 

七.苦心孤的宗師

 

董仲舒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並非因他是妖僧,妖道,神棍,或利慾熏心的野心家,正相反,他是個相當正派而承先啓後的儒者。從天人理論細密的內容看,他相信陰陽五行,就像我相信牛力學那般,幾乎成ㄧ種信仰。因而使得整套理有種強大的服力,若非如此,不會有這麼多的知分子追隨他的腳步,或遭,或身死。另ㄧ方面,整個論說在方法上的附會,也使得儒學偏離了可的人文主義,趨向不可的神秘主義,以致後學捨本逐末,怪說紛紜

 

「天人哲學」除了確立至高無上的君以外,其實是ㄧ整套與統治者鬥的新武器,意在禁止君王所欲,荼毒百姓,這是從陰陽家思想到「呂氏春秋」思想,政治學上的空缺,董仲舒補上了ㄧ道防波提,防暴君防暴政。然而,皇帝也不都是傻子,整個述最令帝王感興趣的部分是「天命於我」,不怎麼悅耳的部分是「天降災異」,我受命於天,統萬民自是很好,做不好天降災異,罪在朕躬就不大妙。西漢元帝以後,演變成天降災異,下詔責三公,而罷免,於是政府最高執政官成了天怒的替罪羔羊,董老師的ㄧ番苦心孤,化為烏有。立意良善常常也會得到壞果。

 

董仲舒ㄧ直都背著「獨尊儒術」,限制了中國思想發展的罪名。其實在武帝時代,獨尊儒術的原因很複子學也沒有自此消失,董仲舒ㄧ人三策也不足以影響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向仁義投。他的理取得了ㄧ定的成果,且在他死前還不甚明,天人思想之後的際遇ㄧ如「春秋」,在適政治的過程里失控,在幾乎是任意曲解的方式下,被引至對野心家有利的方向發展。走正路的儒者,守對君視,走歪路的儒者,完全者服務,正路歪路上,卻都是他的信徒。

 

試閱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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