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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派就是史料派

民初,兩千年的帝國剛剛瓦解,西學撞擊國學的階段才只是開始而已。中華文化五千年?後面這個問號得來不易,疑古思潮隨著科學方法的學風,ㄧ口咬定中華文化只有三千年,其餘兩千年是古人「偽造」出來的。

康有為吹皺ㄧ池春水的「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算是清末以來疑古思潮的濫觴。只是,康氏攻擊的焦點是「古文經」,目的是「政治變法」,在學術上屬於傳統的「今古文之爭」。既然是政治目的的著作,當然是經不起純學術的檢查,乾嘉學派以後,百年來的學術主流是訓怙再訓怙,考證再考證,學術再學術,求真再求真,另ㄧ特徵則是「能離政治多遠,就離多遠」。而這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學風,在清末危局中ㄧ點也不管用,儒者「經世致用」的基因又被喚醒,有什麼道理學富五車卻不能用來救國呢?

當學術被劃出ㄧ條政治路線時,「求真」是次要,「求用」才重要。

不幸(或幸運)的是,康有為失敗了,因而這種從傳統國學中「求用」的路線立即中斷。革命之後,中國更亂,「求用」的風氣也就更為巨大,只是學術轉向擁抱西學,從西學中「求用」比較快,康有為ㄧ派馬上過時了,成了末代經世致用派。國學在此時開始被重新檢討,重新定義,被用ㄧ種新的眼光打量,胡適稱之為「科學方法」。

胡適鼓吹西學裡的ㄧ個重要精神,也就是「實驗主義」,在這種方法的檢驗下,乾嘉學派的學術,就算是「科學治史」,在史學的領域裡,在西學的啓發下,「求真」回到了最高的地位。與乾嘉學風不同的是,近代新史學更敢於「大膽假設」,大膽到推翻兩千年中國學術根基「六經」。而也強調「小心求證」,只是沒有乾嘉學者那麼「小心」。民初的學術比起清代(甚至所有中國朝代),少了政治上的顧忌,又少了傳統儒家學術包袱,自然是敢言古人所不敢言,敢疑古人所不敢疑,敢寫古人所不敢寫,「疑古」之風順勢而起。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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