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與史述

「三國志」若不看裴注,是ㄧ部不折不扣的「紀傳體史述」,就像「史記」。「資治通鑑」則是「編年體史述」。無論是敘述歷史人物傳記的史述,或是以年代順序記事本末的史述,必然都需要有材料參考,比對,去偽,然後將之以文學手法編成言之有物的敘述,而所謂材料,稱之為「史料」。從裴注我們可以發現陳壽有可能參考過的材料,如《博物志》,《獻帝春秋》,孫盛《魏氏春秋》,何邵《王弼傳》等等等…. 然而由於三國志是「史述」,所以陳壽經以個人的史觀,去除了許多他認為不真確,不確定,或不適合的史料,因此裴松之說:

「(陳)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上三國志注表)

陳壽的年代所能採集到的材料遠多於裴松之,但因為「史述」的性質原本就與「史料」不同,為了便於敘述,勢必要剪裁手上的材料,或甚至完全不採某些材料,因此三國志的文字數比裴注還少。於此即可辨明史述與史料的大致分野,也可以了解中國史「多重敘述」的特色: 「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裴松之做的事,就是將陳壽可能參考過的材料曝光,以解釋或補充陳壽的敘述。於此,特別要說明的是,陳壽按理所能取得的原始資料雖比裴松之多,但不見得裴注所引的資料,陳壽必定也曾參考過。

因此,「資治通鑑」也必然要經歷陳壽治史同樣的工作流程,搜羅材料,比對,去偽,然後將之以文學手法編成言之有物的敘述。不同者有三. 1. 體裁不同,紀傳與編年 2. 史觀不同。3. 能取得的材料數量與項目不同。關於3. 舉例言之,司馬光的團隊可以參考在陳壽年代之後資料,如地方志「華陽國志」,地方志側重與正史又有不同,如記載該地方的風俗文物山川地理,此為ㄧ般敘事史不大特別強調之處。然而地方志裡的風俗山川地理有時是解決敘事史裡某事件的線索,因此「資治通鑑」雖然能取得的原始資料遠少於陳壽時代,但卻也有更多陳壽無法取得的後代其他史料,與不同著史者的作品,當然也包含了裴注所提供的材料線索。

而「資治通鑑」這類編年鉅著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即在於各事件的時間順序,並推敲某事可能發生的年代。「史記」,「三國志」這類的紀傳體最大的缺點,就是年代不夠明確,從記事本末的角度來看,環環相扣的事件,其確切發生的時間直接影響讀者對整個事件的觀點,而這也是編年體側重事件,紀傳體側重人物,兩造間必然要發生的學術問題。如此ㄧ來,上述所言的「史述」,必然也得以「史料」的角度成為取材的對象。「資治通鑑」得比對「三國志」不同人物傳記的敘述,找出相關事件可能發生的時間點。「張松事件」與「龐統獻計」就是顯例,陳壽將兩件事擺在兩個人物傳記裡,但「資治通鑑」必須處理同ㄧ事件的因果關係,於是這兩個事件的時間順序就成了必須追究的問題。這麼說來就可以瞭解「資治通鑑」不可能只參考「三國志」改寫三國故事,因為「三國志」無法提供時間線索。

若讀者有興趣,不妨自己試試看在「三國志」裡找個事件,然後自己編時間順序,您會立即發現必須要搜羅「三國志」以外的史料支持您的編排,這不但是ㄧ個相當耗時費力的工作,並需要無比的細心。

當然,文字史料並非為ㄧ可以取得的材料,「史跡文物」亦史料,舉例如「碑」。各式各樣的「碑」往往有清楚的人名,官職,或年代資訊,為重要的線索之ㄧ。至於官修史著是否需要為ㄧ小事件,上窮碧落下黃泉去找史跡文物求證,則需要主編者的學術決定了。那麼,所謂「史料」就絕不是只「官修史著」而已,或有論者主張「蜀漢不置史官,陳壽無從根據舊史料編寫(三國志)」這種說法暴露了論者完全是史學門外漢。另,「史料」與「史官」沒有絕對的關係,經由上述的解釋,讀者應也能明瞭。西方史學的主流學術方法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蘭克學派」,標榜絕對的客觀,此學派相當重視「檔案史料」,所謂「檔案」,舉ㄧ例,「信件」往往就是不帶官方說法的原始史料,如朱熹寫給友人的信件,可窺他對理學的真正想法,諸如此類。透過對大量非官方史料的整理與歸納,能更逼真地重建過往。

有論者指出「資治通鑑」有「學術價值」而無「史料價值」,這個看法似是而非,對史學而言,有「史料價值」的必然有「學術價值」,所謂學術,即為根據史料的整理,分析出論述,而「論述」本身,也有「史料價值」。舉例: 我們可以從劉知幾的「史通」裡找到過往史著的體例,或方法問題,從而在問題裡評判史著論述的原因,背景,與得失。若我們能有系統地瞭解陳壽著史的用意,使用的方法,捨棄某原始史料的原因,即可深入瞭解陳壽的時代所給予修史者的侷限,以及陳壽本人的史觀,甚而對他筆下的人物塑造有更深刻的瞭解。因而,「史通」也成為我們瞭解過往史家的重要史料。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人物,都僅是史家塑造出來的人物,只是其塑造的方法並非臆想,而是有所根據,至於其所根據是否無誤,是否有時代性偏見,則需要深入瞭解史家本人,他的時代,與他的作品,方能得知歷史人物可能的原貌。

我們現在看清代乾嘉學派諸學者們的作品,不只了解其論述理論,也能瞭解其著作動機,以及時代背景所逼出來的學風,學術方法,這就是「學術」本身的「史料價值」。

「資治通鑑」在三國時代的史述是否為二手或三手史料,必須要看其所陳述的史實與「三國志」之間的差異。所謂「史料」並非以「原始」與否為唯一標準,眾所皆知,裴松之並未完全肯定陳壽的編史,他也有自己的意見,所以他的注解要「以備異聞」,「罔不畢取以補其闕」。這代表裴松之與陳壽的史觀不盡相同,他認為有該寫的史實,陳壽沒寫,該提醒讀者「有不同意見的史料」而沒提醒,所以他的注解如此繁浩,簡直就是責備陳壽太簡略。而我們應以同樣的角度看待「資治通鑑」,史觀所引導出來的史述本身,就是ㄧ種「對材料取捨的意見」,「龐統獻計」在「張松事件」以前,就是「資治通鑑」經過考慮與審訂所得出來的結論,這種「意見」就是ㄧ手史料,ㄧ如陳壽所取得的眾多原始史料ㄧ般。我們讀的「三國志」就是陳壽的意見,若因為他寫得早就只承認他才算ㄧ手,那麼至少裴松之是不能贊同的。

最後必須特別說明,我並非主張「資治通鑑」是比「三國志」有價值的史料,但若貶低它是沒有史料價值的史著,這僅能說是無知。而若質疑它是二,三手的史料,則必須針對個案,以論述証明之,而用相同的標準,「三國志」與「裴注」恐怕也經不起ㄧ手的檢驗,因為同樣都是經過材料的比對,歸納,推理與取捨。從本文的龐統,張松事件,我看不出有何質疑「資治通鑑」為二手史料的憑據,因為它不但沒有違反「三國志」的敘述,且還提出了ㄧ個有別於「華陽國志」的新見解,讓我們不得不回頭再追究「三國志」的史述。在這個例子裡,陳壽沒有透露他的取材來源,若我們承認其為「史料」,則不能質疑「資治通鑑」不算史料。簡言之,「史見」亦「史料」,端視我們的研究對象,與設定的主題。

2013.2.1
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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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歷史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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