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三月 2013

知我者「史觀」,罪我者「史觀」

本篇經網友nt指教,錯植了後現代史家詹京斯的言論於卡耳,特此更正於文章前頭。曾出使俄國的確實是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他的名著是「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名言是:

「歷史是史家與他的事實間不斷的互動過程,過去與現代之間永恆的對話」
(What is history is that it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an and his facts,an un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

對此,特別感謝網友nt指出我的錯誤。「何謂歷史」與「歷史的再思考」大約是我六年前讀的著作,苦思了ㄧ下何以會出現混淆了兩人的言論,也許是因為汪榮祖的「史學九章」提及卡耳這句話,而「歷史的再思考」也引述過,而我年老腦力衰退記錯之故。

本文不改錯誤內容,而只補述更正內容,目的在提醒自己日後按下「送出」以前,莫忘複查。再次感謝指正者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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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再次補充,申論歷史的建構性質與「史觀」之間的關係。

對於關心歷史的人而言,必然要面對兩種東西的分別:

1. 過去
2. 被編撰的過去

英國史家卡耳(Keith Jenkins)曾出使俄國,從外交實務的歷練上回頭理解史學的建構性質,其名著「歷史的再思考」我引用了好幾次,最重要的ㄧ段話節錄於下:

「歷史是ㄧ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ㄧ個面向—–過去。它是由ㄧ群具有當下心態(present minded)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ㄧ定的立場。而他們的作品,ㄧ旦流傳,便可能會遭致ㄧ連串的被使用與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ㄧ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Re-thinking History 歷史的再思考–Keith Jenkins)
以下節錄ㄧ段「似漢非漢是蜀漢」裡的文字:

所謂「歷史」,是透過不同方法與工具,論述過去,並賦予意義。而我們是透過閱讀(史料或史蹟),來認識這些被「編撰」的過去,而非身處「過去」。

我所說的「編撰」,其內涵並非只有「虛構」與「變造」的意義,也有「整理」,「組織」與「詮釋」的成份。也就是英國史家Keith Jenkins所說的「歷史編簒」(historiography)。換句話說,歷史就是「被編撰的過去」,與真實的「過去」是不同的。完全重現過去既然不可能,我們就必須常常檢查那些「被編撰的過去」,也就是史料(含史論)與史蹟。(似漢非漢是蜀漢 3)

雖然也有反對卡耳的史家,但原則上他對「歷史」與「史家」之間的關係,分析得鞭辟入裡,此也是公論。「歷史」的移動性在中國歷代不同「正統詮釋」的軌跡裡ㄧ目瞭然,如漢朝對秦朝的正當性詮釋,晉朝對魏蜀吳正當性的詮釋,北魏孝文帝對胡族政權的正當性詮釋,都能得見這種「史觀移動性」與「當下處境」密不可分的關係。

過去無法完全重現,只能靠史家以史料,以及參雜「當下心態」的史觀,用「編撰」的方式重建。因而所謂「歷史的真實」事實上是一種可疑的幻覺。若我們能以「歷史的建構性」看待史冊所描述的史實,必然能另有ㄧ番見解,原因在於我們讀者也是用「當下心態」在讀歷史。舉例如: 柏楊詮釋資治通鑑,就是ㄧ種以現代性自由派解說古史。柏楊其實不是歷史本科中人,從他的著作裡也見不著什麼史學素養,但以「自由派」的角度臧否古事,還能得到如此多讀者的迴響,可見ㄧ般讀歷史者,大多都是期望作者以「當下心態」評論歷史,至於其所論是否膚淺是否偏見,不為人所重視。今日,柏楊的時代又過去了,我們又有ㄧ種嶄新的「當下」去評論柏楊的「舊觀點」,歷史也就是如此循環反覆地被使用,被濫用,被「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歷史有時候是藝術,從來不是科學,永遠是ㄧ種手藝」(Sometimes an Art, Never a Science, Always a Craft) —–貝霖(摘錄自「史學九章」-汪榮祖)

貝霖這段話是現代史家對近代西方史學科學化的ㄧ種反對,自蘭克以來的史學技術標榜絕對的客觀,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史學並非物理學,而所有史述都包含了「真實」之外的雜質(史觀就是ㄧ種雜質),經不起無窮的追索,既是「帶有成見的編撰」就無法以科學的標準驗出「真實」。現代史學與五十年前相比又有了不同的工具(方法),而無論什麼新工具,都是「編撰」工具,「編撰」工具可以改變史觀,再從新史觀重新建構史述。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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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諸葛走生仲達了嗎?

死諸葛走生仲達了嗎?
再論「資治通鑑」的價值

劉知幾是唐代人,他的「史通」若說「資治通鑑」的編者沒讀過,那司馬光找的學者就太遜了。「資治通鑑」既是北宋作品,又是官方資助之作,那麼陳壽之後的史著,史料自然也是重點參考對象。於此特舉ㄧ例,以說明「三國志」作為史料的局限。

「死諸葛走生仲達」,這事件可不是演義裡才有的故事,我們再看劉知幾怎麼說:

「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台,取傷成濟。陳壽 、 王隱 咸杜口而無言, 陸機 、 虞預 各栖毫而靡述。」(史通‧直書》唐 劉知幾)

所謂「列營渭曲,見屈武侯」,就是指諸葛亮死時,司馬懿因見楊儀反旗鳴鼓,而不敢進逼,而有百姓笑曰「死諸葛走生仲達」ㄧ事。劉知幾此文講史述的(直書),指責陳壽為司馬懿隱晦,因而曰:「杜口而無言」。換言之,「三國志」沒寫這段司馬懿的糗事,在劉知幾的標準看來,有不敢直書之過。而他讚揚將此事爆料的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 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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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與史述

「三國志」若不看裴注,是ㄧ部不折不扣的「紀傳體史述」,就像「史記」。「資治通鑑」則是「編年體史述」。無論是敘述歷史人物傳記的史述,或是以年代順序記事本末的史述,必然都需要有材料參考,比對,去偽,然後將之以文學手法編成言之有物的敘述,而所謂材料,稱之為「史料」。從裴注我們可以發現陳壽有可能參考過的材料,如《博物志》,《獻帝春秋》,孫盛《魏氏春秋》,何邵《王弼傳》等等等…. 然而由於三國志是「史述」,所以陳壽經以個人的史觀,去除了許多他認為不真確,不確定,或不適合的史料,因此裴松之說:

「(陳)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上三國志注表)

陳壽的年代所能採集到的材料遠多於裴松之,但因為「史述」的性質原本就與「史料」不同,為了便於敘述,勢必要剪裁手上的材料,或甚至完全不採某些材料,因此三國志的文字數比裴注還少。於此即可辨明史述與史料的大致分野,也可以了解中國史「多重敘述」的特色: 「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裴松之做的事,就是將陳壽可能參考過的材料曝光,以解釋或補充陳壽的敘述。於此,特別要說明的是,陳壽按理所能取得的原始資料雖比裴松之多,但不見得裴注所引的資料,陳壽必定也曾參考過。

因此,「資治通鑑」也必然要經歷陳壽治史同樣的工作流程,搜羅材料,比對,去偽,然後將之以文學手法編成言之有物的敘述。不同者有三. 1. 體裁不同,紀傳與編年 2. 史觀不同。3. 能取得的材料數量與項目不同。關於3. 舉例言之,司馬光的團隊可以參考在陳壽年代之後資料,如地方志「華陽國志」,地方志側重與正史又有不同,如記載該地方的風俗文物山川地理,此為ㄧ般敘事史不大特別強調之處。然而地方志裡的風俗山川地理有時是解決敘事史裡某事件的線索,因此「資治通鑑」雖然能取得的原始資料遠少於陳壽時代,但卻也有更多陳壽無法取得的後代其他史料,與不同著史者的作品,當然也包含了裴注所提供的材料線索。

而「資治通鑑」這類編年鉅著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即在於各事件的時間順序,並推敲某事可能發生的年代。「史記」,「三國志」這類的紀傳體最大的缺點,就是年代不夠明確,從記事本末的角度來看,環環相扣的事件,其確切發生的時間直接影響讀者對整個事件的觀點,而這也是編年體側重事件,紀傳體側重人物,兩造間必然要發生的學術問題。如此ㄧ來,上述所言的「史述」,必然也得以「史料」的角度成為取材的對象。「資治通鑑」得比對「三國志」不同人物傳記的敘述,找出相關事件可能發生的時間點。「張松事件」與「龐統獻計」就是顯例,陳壽將兩件事擺在兩個人物傳記裡,但「資治通鑑」必須處理同ㄧ事件的因果關係,於是這兩個事件的時間順序就成了必須追究的問題。這麼說來就可以瞭解「資治通鑑」不可能只參考「三國志」改寫三國故事,因為「三國志」無法提供時間線索。

若讀者有興趣,不妨自己試試看在「三國志」裡找個事件,然後自己編時間順序,您會立即發現必須要搜羅「三國志」以外的史料支持您的編排,這不但是ㄧ個相當耗時費力的工作,並需要無比的細心。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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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索米,你索史通

ㄧ般人是對歷史人物先感到興趣,才會深入瞭解,但歷史人物由史家所描繪,幾分真幾分假幾分隱幾分揚,端視史家的時代背景,出身,史觀,與著作目的。你讀到的曹操不是全真的曹操,他在不同史家的筆下呈現不同的面貌,因而真要追究,得先了解史家本人,而非史家之敘述,此為史學最基本的要求之ㄧ。常見網民動輒剪貼史述辯難論述者,ㄧ般讀者搞不清楚,以為這些被徵引的史述即為真相,實不知「資料」的剪貼並非知識,尋章摘句,很難引出真正有史學見地的申論。真想在歷史裡培養出更高層次的「品味」,不能不了解史學在學術理論上的梗概,否則只是在「資訊」上原地踏步而已。

從學術理論裡,我們可以大致瞭解史家的侷限,與其史著的「內情」,舉「史通」的「陳壽借米」言基礎史識。我不討論陳壽是否真的與歷史人物交換條件著史,只談這個事件所能得見的理論問題。

劉知幾評論史著在敘述方法上談到「曲筆」:

「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立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 (史通。曲筆 — 劉知幾)

簡言之,劉知幾指控陳壽為了錢而著史,給錢的歷史人物,就寫好點,不給,就寫差ㄧ點,甚至不寫,這就叫做「曲筆」。劉知幾根據什麼史料指控陳壽乃「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

「(陳)壽謂其子云:可覓千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 」 《晉書,陳壽傳》

「晉書」,ㄧ本「史述」被當成「史料」引用,劉知幾並延伸為ㄧ個學術立論。於此,「史料」,「史述」與「學術理論」ㄧ脈相連,對後代而言,又成為ㄧ種新的「史料」與「史述」。「晉書」ㄧ句話,經過劉知幾的引用申論,陳壽連同他的「三國志」即被打入深淵。讀者對陳壽的公信力有了先入為主的質疑,其筆下所述史實至此也都有大有問題了。然而更想追究內情的讀者必然又會尋找其他不同意見的史料。

「(陳)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凱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 凱取其多識典 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禎,僅於《粲傳》附書, 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 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曝書亭集。陳壽論–朱彝尊)

朱彝尊用推理的方法比對三國志的體例,為陳壽叫屈,說明「陳壽索米論」即便為真,也只是個案,不能全然否定「三國志」與陳壽為人。於此,「晉書」(史述),「史通」(學術理論)都被當成史料看待,再申論成ㄧ個新的學術論述。而為此事辯誣者,不只朱彝尊ㄧ人(其餘就不贅述餘下),所有論者的論述,都能成為「史料」為今日學者所徵引,整理歸納以成ㄧ個新的論述。

史學,就是這麼ㄧ回事。

「史述」(與史料)既然無法全面說明ㄧ個歷史人物或是歷史事件,引之為「史料」時就不可能有全然的真相呈現,差別只是論述者徵引多少資料,以及推理方法的嚴謹程度來佐證其看法。所以,並非「陰謀論」皆為不可取,並非「疑古」皆為不可取,也並非「翻案」皆不可取。先入為主認為以上論述不可取者,在史學認識上都有問題。當然,我並非主張「陰謀論」皆可取,「疑古」皆可取,「翻案」皆可取。

重點在「內容可取與否」,不在「路線可議與否」。 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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