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即鱷魚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祭鱷魚文-韓愈)

 

韓愈,中唐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就是讚譽此人不同流俗的文風與鐵桿儒者的作風。韓愈身處的時代,是佛道兩教極盛時期,傳統儒家雖然仍是進仕的主要途徑,但從皇室到民間,不流行儒說,而以神仙禮佛為時尚。用現代語詞來說,韓愈是儒家的基本教義派,狂熱份子一尾,極度排斥佛道。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儒者,不是學說深邃創新者,就是犧牲宦途的護道者,而韓愈因為激烈反對皇帝迎佛骨而遭到流放, 因此偏於後者。他為衰微的儒家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建立儒學的『道統』。

 

如果你年紀超過四十,從小在台灣受教育,對『道統』一定有印象,所謂中國的正統即如下祖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孔孟之後由三民主義繼承,成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國父–蔣公」。三民主義國父蔣公云云,乃兩千年政治爭正統的老戲碼,暫且不論,而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承的論述確立起來的,就是韓愈,而此後儒者的史觀,就是一再鞏固這個架構。事實上,這本來就是孔子以來儒家尊古聖賢的傳統論述,只是韓愈用了傳承的概念,乾脆綁架了孔子以前的「聖賢」,肥水不落外人田。

 

一脈相承的概念,在韓愈以前的儒家並不特別強調,這種「真傳」式的論說,其實是宗教慣常的手法,符合當時的宗教時尚,也是為什麼日後總有討論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儒教)的辯論。中國的儒道佛三教,幾乎囊括了中國人所有的思維,文化,行為與習俗。宋代的儒學中興,儒者們即崇韓愈,紛紛走他的路線,以新的儒學論述極力排佛斥道,把儒家思想再次拉回帝國核心—-儘管這些新學說,或多或少都參雜了佛道的概念—-再次成為中國文化與學術的主流。

 

現代中國,時尚西學,佛道儒幾成灰燼,以道統的角度來看,其實中國已隨著溥儀的勞改與老死,抑鬱而亡。

 

南北朝與隋唐時代的中國,與漢晉兩朝的中國頗有差異。中西方相較,漢晉就是羅馬時代,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蠻族重新定義歐洲,漢晉煙滅後,中國也是以異族的入侵開啓中古世紀的帷幕。這是一次漢族與胡族最大規模的融合,多種文化與中原相互影響,儒門巨室所代表的貴族階級重新洗牌,儒家勢力衰退,佛道興起,漢族大舉南遷,西域遊牧民族與中原的交流更加密切,而唐朝則標誌這種國際化下多元時代的高峰。民族的多元意味著文化的多元,這是為什麼我們印象裡唐代是中國最開放的年代,而隋唐人的形象也與其先的漢代,其後的宋明有著明顯的不同。簡單地說,南北朝與隋唐,就是漢族的味道比較淡了,漢人的拘謹與陰沈,也被多元文化熏陶得比較活潑開朗。

在這樣背景下的『韓愈事件』,不無漢族重新凝聚我族的意味,漢族本位,在儒者對抗佛道的表象下,逐漸形成了ㄧ種新的(或復興的)中國意識。事件的主角之ㄧ唐憲宗,在宋代以後象徵了迷信的昏君形象,迎佛骨,崇佛教也成了ㄧ種敗國的行為。然而,唐憲宗在中國歷代帝王裡,並不是一個昏君,崇佛歸崇佛,他仍算是一個勤政之君。唐代眾所皆知的最大問題: 藩鎮割據,憲宗一上任就致力解決地方勢力過大的問題,而且頗具成效,史稱『元和中興』。在中國凡是被冠上『xx中興』者,皇帝在政治上的表現都不差,憲宗除了實在的政績,同時也不是一個唯我獨尊型的帝王,他曾對宰相說:

 

朕臨御以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為,務欲詳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為《辯謗略》,每欲披閱,以為鑒誡耳。(舊唐書‧憲宗本紀)

 

而這樣一個有政績也納臣言的皇帝,韓愈是怎麼批判他的呢?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諫迎佛骨表)

 

言下之意,信佛的皇帝,崇佛的王朝,都沒有好下場。此言惹毛了憲宗,下令處死韓愈。這個決定卻讓後世皆同情韓愈,反認為憲宗殘害忠良了,因此大部分評論『諫迎佛骨事件』的文章裡,都沒有提到憲宗的說法:

 

『(韓)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為人臣,敢爾狂逆,固不可赦。』(舊唐書‧韓愈傳)

 

以上當我們大致了解了時代背景,憲宗與韓愈的兩方說詞之後,一個貫穿兩千年帝國的中國現象就可以稍微討論一下。

 

[ 君君,臣臣 ]

 

君得像君才能為君,臣得像臣才堪稱為臣。

 

至於怎麼做才像君,怎麼做才像臣,是由儒家的價值觀定義的,即便是儒味相對較淡的唐代,這個政治軌道也未曾有所改變。所謂儒家的價值觀,基本上是把古代聖王的故事拿出來當做量尺,朝當今聖上量上一量。而為臣之道無他,永恆的君尊臣卑,能得君行道是最好,不能,則硬著頭皮道德勸說,再不能,掛冠求去,隱遁山林。

 

『這帝國體制的運行,大大仰賴地方精英在「文化上」效忠於這時候與他們個人威望密不可分的帝國觀念,而遠較少倚賴帝國中央的高壓統治(在如此大的國家,這是個拙劣又耗成本的選擇)。以這方式將威權廣被於廣土眾民,既驚人地高明,也驚人地成功。』(【帖木兒之後】,p69 , John Darwn )

 

孔子的ㄧ生,是挫敗的ㄧ生,然而他的思想(以及端著他招牌魚目混珠的思想)影響了兩千年的帝國樣貌,以及數也數不清的中國人。John Darvn的口吻值得玩味,他的意思其實是在說: 儒者的威望來自帝國所支持的儒學,基於個人利益,地方精英才會如此效忠這個皇家文化(而這個文化支持帝王的無上威權)。既褒也貶,倒也不失為ㄧ個準確的觀察,只是這種對儒學極簡式的剖析,側重在世俗的表象,而否定了儒家精神的內在意涵,自非正解。誠然「讀書為利祿」是中國百姓出人頭地的重要途徑,但他們讀的書卻是反對因利取仕的,儒學的理想主義或多或少對讀書人的行為有一定的約束力量,而對某些菁英而言,孔子的理想也就是他們的理想。反映在政治面上,也就是希望打造一個公平,正義,並文明的國度。只是,儒學也是隨時代而演化的,要永續孔門哲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除了修正,妥協之外,別無他途。

 

「韓愈事件」,就是一個顯例。

 

若按John Darvn的見解,韓愈僅為利祿(或威望)而為官,打死他也不會諫迎佛骨,好官我自為之不是就很福祿壽了嗎?憲宗迎佛骨,耗費鉅資是實情,但民眾也崇佛,當官的迎合時尚也不致於流罵名於史冊。但幾個官僚偏偏出來反對,若是僅以利祿解釋他們的當官心態,顯然不盡符實情。所謂「臣臣」,大原則是在忠於社稷(現在我們稱為國家)的基礎上忠君。「助紂為虐」是君不君,臣也不臣,只能亡國了。

 

從現代的眼光來看,「諫迎佛骨表」的內容其實是很委婉的,對君王夠客氣。但從中國帝國的常規來看,韓愈是說得過分的。從唐憲宗的意見,我們可以看出正常的中國君王執政,臣僚提出不同意見十分正常,否則失職。但是表達異議也是要有一定尺度,何為踰越分寸?標準何在?「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這句我們可以看出,只要你把道理扯到我的行為足以亡

國,就是過分。須知,臣僚的異議通常不會是個人行為,言論背後要不就牽涉支持某立場的官僚集團,要不就可能會影響與此言論相近的官僚集團。對皇帝崇佛不能苟同並公開提出勸諫的臣僚,在韓愈之前就有好幾個,而這些臣僚沒事,是因為他們還算就事論事,韓愈則是激烈到開始胡扯了。皇帝揚言處死韓愈,最大的用意是抑制這種偏激言論蔓延到整個執政官僚集團,那就真的動搖國本了。地方勢力不鳥中央已是頭痛問題,中央若是也控制不住,今天唐憲宗就會被稱為亡國之君,而非中興之主。

 

韓愈最終沒被處死,表面上是宰相為他求情,事實上恐怕憲宗本意就不是殺諫臣,而意在劃出一條儒派臣僚不能踰越的界線。若在明代,就算不死,最起碼也是廷仗數十,讓你屁股開花了以後才貶至潮州。

 

君臣交手,討不到便宜的大多是臣,真有心「護道」的儒臣,只能用生命相搏,中國帝王就像潮州鱷魚,僅能道德勸說—「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皇帝不聽,儒官除了走人以外,其實是沒輒的 ——值得一提的是,唐憲宗前一任唐順宗,卻是被宦官集團給逼下台的。內朝宦官是皇帝的私臣,通常代表皇帝意志,在有需要的時候與外朝的三公九卿對立。皇帝尚且也讀聖賢書,但這一批人沒這麼多孔門包袱,得志擅權起來,連道德勸說也無效,他們在歷史上張牙舞爪的斑斑血跡最能說明中國君權至上與君臣相搏的樣貌——西方民權理論進來以後,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成為儒家最大的罪名。

 

問題在於,諸子百家,為何儒家脫穎而出呢?換成別家,帝國會有什麼不同嗎?

 

「天子只是天之子」

 

從漢武帝以後,成為儒者進入仕途,是擠進中國上層社會的捷徑,上層社會的權力來自帝王,同時帝王的權力,也來自上層社會。中國的統治階級說穿了,就是彼此交換,分享權力,形成牢不可破的帝國體制。孔子思想的初衷並非權力間的恐怖平衡,但事情很早就自然演變成這種局面了,或者,儒家思想正因為對帝王最死忠才能脫穎而出,得以分享統治權。大致而言,在歐洲,除了王族之外,影響帝國興衰的階級是軍人與商人,在中國,是儒官(代表上層社會)與宦官(代表帝王意志)。雖然對西方人來說,以儒官服膺君王至上思想的文化,得以維持這麼巨大的帝國是ㄧ種高明,但事實上,儒學理論雖主張君權至上,卻也設計了牽制君權的工具。

 

現代人對帝國的錯誤印象之一,便是在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下,好似偌大的ㄧ個國家只聽皇帝ㄧ人的,而造成這種局面的罪魁禍首是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的罪過,而這個看法大有問題。

 

其一,先秦時代的孔子與他門徒的思想,以及漢武帝以後的儒家思想要分開看待—–漢武帝獨尊的儒術,是董仲舒另外結合了陰陽家,道家與雜家等思想的新儒學,是符合帝國政治環境,協助帝國內部穩定與對外擴張的國策綱領。光是孔孟荀的政治主張,對漢帝國而言不夠用,甚至有些部份還是不合用的,例如: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就是說,原始的儒家主張民本,武帝獨尊儒術可不是為了矮化自己的,儒官想共治天下,自然要淡化這類的論述,而強調『君權天授』的獨尊地位。孔子的政治主張雖然也強調君尊臣卑的倫理,但其尊君論述的力道比起董仲舒差得遠了。

 

春秋時代天下大亂,弒君事件層出不窮,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年代,孔子的用意在於恢復周禮的秩序。然而在漢武帝時代,是『文景之治』盛世之後,不存在這種失序的現象,漢武帝面對的問題是匈奴與諸侯王,而非亂世叛臣。皇帝要的是權力集中與對外擴張,削諸侯王的權,吸納地方人才(士)至中央,並反擊北方遊牧民族,扭轉漢朝建國以來對北方的屈從狀態。戰爭要錢,要兵,要馬,要地方勢力支持,要朝官團結ㄧ心,簡而言之,皇帝這時要的是絕對的權力。而在此之前,漢政權採取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治國,想對外用兵,自然不能讓大家搞起無政府主義來。於是儒家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由董仲舒提出了完備的帝國思想武裝,合理化皇帝想做的事,正當化國家想做的轉變。這是儒家與它型塑的中國,歷史性的ㄧ刻。因此當我們從政治角度談論儒家時,苦主不是孔子,而是漢武帝與董仲舒。有趣之處在於,此後兩千年的儒家文化,帝國核心思想,看似是匈奴與王族(地方諸侯)逼出來的。

 

其二,董仲舒所設計的帝國儒學,力倡帝王的獨尊地位是以『天授君權』為基礎,凡人皆不可挑戰君主的絕對權力。那麼唯一能制約君權的,也就只有『天意』了,因而有所謂『天人感應』的系統性論述。簡單地說,政治措施若失當,君王若失德,『天』會降災,或呈現異象對人間示警,以威嚇君王要有所節制。那麼重點來了: 誰來解釋天意?——-黃河氾濫代表甚麼?星辰移位代表甚麼?解釋權自然不是君王本人,而是專業儒官。這是為什麼儒學要將陰陽家,雜家與道家的理論滲入本家的原因。孔門自春秋時代開始在政治這條路上吃了這麼多虧,就是沒抓到重點,明明王者皆迷信,孔子卻不語怪力亂神。董生的『天人感應』論可說是徹悟了帝王本質後的儒學革命,帝王無法擋,至聖也折服。

 

那麼,至少有兩個根深蒂固的誤解可以得到澄清,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非但不是消滅儒學以外的思想,反而是儒學揉入了百家思想,已符合帝國所需。『儒家思想就是孔孟思想』也不符事實,先秦時代的儒門主張,只是儒家的原型,此門是論述變形後與政治靠攏才得以延續,新儒家是援引諸門理論的帝國政治學。因西學東漸而獲罪的孔子,應該還他清白,並非孔子理論皆不可批評,而是冤有頭債有主,不是孔子欠你的,不需要找他討還。今人有許多批孔論調,除了罵錯對象之外,也多有以今非古的基本謬誤。將箝制兩千年思想的重擔,讓儒家ㄧ門來扛已是『過責』,更何況讓孔子ㄧ肩挑。事實上,儒門內部本來就有互相批判的傳統,就算是最根本的問題,也多有針鋒相對的主張。孟子與荀子的性善性惡說只是ㄧ個顯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也受到東漢大儒王充的反對,『天』是沒有意志的,這種主張即便放在今天的西方文明,都算是比較前衛的思想,王充擺明了告訴你沒有『天意』,也沒有上帝,孔子尚不敢對此否定得那麼徹底,可見儒學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這種論調,也有待商榷。

 

『天意論』對君權的制約,雖非有絕對的效力,但卻為仕宦提供了ㄧ些方便。余英時曾論漢初崇黃老之術並非當時的政治需要『清靜無為』,而是黃老思想的政治面,本就主張君權的絕對性與『愚民』的重要性,才受到帝王的青睞。(歷史與思想—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兩節—余英時)漢景帝時,黃老派的黃生與儒者轅固生曾在景帝面前辯論商湯周武滅夏桀商紂的正當性(見史記儒林傳)。黃生認為湯武革命是叛逆,桀紂雖是暴君,但君權不可侵,為臣者僅能想辦法矯正君王,而不能討伐之。轅固生則將『民意』與『天意』結合起來為湯武解套,換句話說,君若『不君』,則臣可『不臣』,這是儒門自先秦以來的政治主張。荀子主張『從道不從君』,孟子主張『聞誅ㄧ夫紂』(暴君紂已不是君王,只是ㄧ個叫『ㄧ夫』的壞人,因此討紂不是逆君)。黃生在景帝面前堅持君權的神聖不可侵犯,轅固生最後反擊,漢朝推翻秦朝,正是以『民意』與『天意』為後盾,而非以下犯上,以臣犯君吧?辯論至此,轅固生是佔了上風,但立場較偏黃生的景帝卻尷尬了,既不能放棄『君權至上』論,又得圓滿解釋漢滅秦的正當性,兩者顯然是衝突的,因此間接禁止學者們再談湯武革命的題目。

 

這就是『天意論』的妙用之ㄧ,它就算無法有效限制君權,但至少能在理論上站穩腳跟,天子也只是天之子而已,而天大於天子。皇帝當然可以不講道理,蠻橫硬幹,但終究逃不過歷史的批判。而當滿人入關,坐上皇椅時,儒者們順理成章把前朝皇帝解釋成『ㄧ夫』,也是符合『天意』的。這項儒門傳統,對於南北朝時代,遼朝金朝時代的北方漢族士人而言也是很好用。清朝前期,朝鮮人與日本人對於中國士人如此快速地接納滿族統治,感到不可思議,同為儒學文化圈,日韓認為漢人背叛了儒家的忠君精神,恐怕是因為他們漏讀了『從道不從君』這ㄧ段。相較於日本極端的忠君思想,中國儒者相對而言是比較有彈性的,因為『天』或『道』是儒者心中位階更高的效忠對象。

 

而看起來很大的中國皇帝,雖有唯我獨尊的權力,但除了「天意」可唬弄一下天子之外,另有兩樣緊箍咒: 一. 祖制 二. 官僚系統。

 

「帝國之樹」

 

皇帝再大也只是一個穿衣服的猴子,沒有身旁嘍嘍胡猻的支持,怎能呼風喚雨?除了儒家替皇權精心打造的思想權杖之外,中國特有的綿密官僚系統,是帝國真正的根基。他們環環相扣,互相制約,菁英由全國各地向宮廷集中,有以師生關係形成小團體,有以同鄉之故結為朋黨,圍繞在權力核心周圍爭取皇帝裁決有利於己的政策。中央加上地方龐大的官僚群若有一致的利益,如John Darwn 所言,就是直接影響個人威權的帝國興衰。在承平時期,經濟政策是不同官僚集團間的主要角力場,在天災時期,是紓困政策,在外敵入侵時期,則是軍事政策。皇帝一人再怎麼懸樑刺骨批公文,也無法確切了解全國大大小小的問題,頂多只能略知不同臣僚集團間的利益衝突。倘若皇帝決策過度向某官僚集團傾斜,外朝紛爭不斷,倘若決策與整個官僚體系衝突,則會動搖自己的權力基礎。先秦以來中國所謂帝王駕馭之術,就是在擺平這些政治衝突之餘,還能讓皇權穩固。因此,君權雖大,不免還是受官僚系統制約,想過太平日子,沒有皇帝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心智正常,並且沒有受人操控的皇帝,大部分不願被視為昏君,而能力威望不夠的皇帝,則不得不借重私臣(內朝的秘書,或宦官)與外朝臣僚周旋。這是為什麼從秦朝開始,外朝的相權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縮小,內朝的秘書權力愈來愈大。私臣成為皇帝與外朝臣僚間的緩衝區,若內外朝相安無事,則皇帝英明,若有什麼紛擾,則不干皇帝的事,外朝若反彈甚劇無法收拾,那麼私臣項上人頭就不保了。這種替死鬼型的帝王統御術,非但皇帝會用,連軍閥都愛玩。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三國志–卷六,裴注)

 

漢末大軍閥袁紹想當皇帝,卻沒把握能否得到支持,於是找了個私臣替死鬼耿苞放出風聲(看到天意了嗎?沒有天意是不能當天子的),結果大家都反對,袁紹只好龜縮,並以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為由殺了倒楣的耿苞。

 

天意必然要與官僚系統的支持「混搭」,皇帝的位置才穩固。宮廷政治,就是君臣間的你來我往,你丟我撿,你上我下,你施我取。只有昏君才肆無忌憚亂搞,並拿宦官出來擅權,搞到大家都想造反了,才將奴才拖出去斬了。因此,中國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臣僚有一定的勢力,讓皇帝有所顧忌,這個現象一直存在,而在兩晉的豪門政治,與兩宋不殺文臣的制度之下,特別明顯。王安石變法,即使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由於舊黨的全力抵制,終究失敗告終,此類牽涉官僚系統背後利益的改革,皇帝也只能心有餘而力不足。

 

韓愈諫迎佛骨只是ㄧ個帝國小插曲,它與王安石變法的規模不能相比,僅僅皇帝與幾個公然反對迎佛骨的臣僚對峙,既非強敵環伺,國難當頭,也不是國政千瘡百孔,民不聊生,韓愈本人更多是在意識形態上抗爭,因此並沒有發生官僚系統與皇帝全面性的矛盾。北宋的情況就十分不同,除了大敵當前,宋政權有龐雜的官僚組織,且冗官充斥,皇帝想要有所改變,就要翻修整個官僚架構。在變法的整個過程裡,王安石的新黨,就是皇帝意志,傳統官僚的舊黨就是貴族意志,君臣對決而互有勝負,皇帝即便建立ㄧ個新官僚集團對抗整個舊勢力,也不是保證贏,不是皇帝說了就算。有趣的是,整個宋朝官僚制度的設計,為的就是中央集權,消除隋唐五代以來的地方壓中央的弊病,皇帝不靠地方勢力或諸親王,自然得更依賴整個官僚系統的效忠。

 

君權獨大在中國,不只是皇帝的願望,也是官僚集團的集體願望,因為在許多時候,官僚可借用君權,甚至代行君職。當皇帝幼小時,當皇帝是淫棍時,當皇帝生病時,當皇帝好吃懶做時,當皇帝是白癡時,當皇帝把你當親爹時,在歷史上的許多時候,其實是權臣當道,閹人當國,以天子之名,行皇帝之事。也因此,在中國推翻ㄧ個王朝並不容易,不是因為皇帝權力很大,而是因為整個宮廷官僚都需要這ㄧ家ㄧ姓所分享出來的好處。【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所以可行,就是因為ㄧ旦沒了皇帝,諸侯自己的合法性也立即消失,民國初年的保皇黨也是相同的意思,他們代表了試圖力挽狂瀾的舊勢力,有皇帝才有他們,就算皇帝是腦殘也得支持。換言之,對君王的絕對效忠,並非只是儒家的意識形態作怪,它還符合官僚集團的集體利益,想打破這個結構,就是與所有人為敵。

 

大帝國漢朝到曹魏,其實是和平轉移政權,漢帝國本已名存實亡,新王朝取而代之是遲早的事。但整個舊官僚集團被摧毀,貴族勢力重新洗牌,自然招致怨恨,曹丕背上【篡漢】的罵名不難理解—-儘管他不是ㄧ個壞皇帝。而從曹操獨攬大權開始到曹丕稱帝,對曹魏新政權而言,是一個清理舊朝「雜質」的必要過程。 不過,由於曹氏兄弟爭繼承,曹操一死,曹丕就急著稱帝,樹雖倒而胡猻沒散,於是舊勢力便往司馬懿陣營集結。直至司馬懿成為權臣時,皇帝正幼小,表面上雖仍是君尊臣卑,但君權已由司馬家族把持,做皇帝還不如當庶民。同樣的,從曹魏過渡到司馬晉朝,也經歷類似流程。

 

魏晉的故事對接下來的諸多新政權很有些警惕作用,無論是否以戰鬥取得天下,官僚制度的分權,削弱,成為開國皇帝的重點工作。官僚制度才是帝國的樹,胡猻再怎麼胡鬧也撼動不了的棲身樹,是維持帝國的根基。在中國,王朝是長命或短命,並非取決於漢化與否的種族問題,也不是貿易是否開放的經濟問題,而在於一開始有沒有種好官僚之樹,此後這顆大樹是否腐朽,是否橫生枝葉,也直接影響帝國興衰。蒙元與滿清,就是最鮮明的對比,橫掃千軍只能是一時,細心種樹才能長久。

 

「胡猻與不如歸去的胡猻」

 

祖制對君權的制約,很容易可以從兩宋政權得到佐證,不殺文臣的先皇諭令,使得宋代成為官員最受尊重與包容的時代(而其缺陷,也可以從王安石變法事件裡看出)。另外,中國政權轉移的ㄧ大特徵,就是以【傳位於長子】為不可撼動的天條,歷代挑戰這則天條的皇帝,都是在找自己與大家的麻煩,除了逼迫長子ㄧ系的皇室聯合官僚集團予以回應之外,也同時逼迫他相中的皇子及其支持者進入生死門。與皇帝本人相關,最兇險的權力鬥爭,也就是繼位之戰了,而戰敗的以皇帝居多數。在繼位問題上,也最能看出君與臣,臣與臣,皇帝與皇室之間的尖銳對立,與政治搏鬥,胡漢皆然。

 

足堪排入中國擺爛皇帝前三名的明朝胖子萬曆帝,就在繼位問題上敗下陣來。而此役也能一窺所謂儒臣風骨。有別於John Darvn對中國官僚的利祿觀,明末的葡萄牙傳教士則有另一面觀察,以下摘錄自大中國志,曾德昭(Alvaro Semedo) :

 

『…如果皇后沒有兒子,其他任何妃妾生的頭一個兒子就優先繼承,不管皇帝是否期望立另一個為嗣。因此碰巧萬曆帝的正妻皇后沒有給他生兒子,而另有兩子,一個是侍妾所生,年長,另一個幼子由某嬪妃所生,他尤愛這後一子….便盡一切努力想立他繼承帝國…..儘管這樣,朝臣仍強烈反對他,說,自從他幸馭那個侍俾,她就依照天律受到尊榮,而她的兒子是長子,不應失去出生的權力和優惠。為此演出一場悲劇,有幾幕衝突場景。因為皇帝堅持要貫徹他的意圖,大臣們卻反對他,許多人為此丟官,皇帝把他們革除; 另一些人自願去職,留下他們的當官標記,掛在宮門上,然後回家,不顧他們職位所得到的榮譽,利益,官階和薪俸,只為維護公理,及國家的律令和風俗…..最後皇帝不能再反對,被迫違願召開朝會,讓仍然是王子的長子坐在他身旁,與文武百官相見,表示他關心社會的和平以及宮外的安寧…..這就是結果,為了公道獲勝,朝臣竟敢堅持對抗強大的皇帝。』

 

曾德昭的描述相當生動,頗能得窺歐洲人傳統的序史方式,直接,細膩,簡單明瞭,也不忘闡明價值觀。(作為一個外國人看中國,「大中國志」有許多有趣段落,留待日後介紹) 與其他傳教士相仿,曾德昭傳達給歐洲的訊息之一,就是中國皇帝的地位有多崇高,而中國人也須知,明朝皇帝就是歷代權力最大的皇帝,相對而言,官僚的地位與尊嚴則被壓得很低。皇帝的私臣,宦官,也在此時代最為猖獗,峙仗君權的東廠西廠,都是從政官僚的惡夢。

 

而即便在這種如履薄冰的官場環境下,「朝臣竟敢堅持對抗強大的皇帝」,而圈養殺手的皇帝竟然「不能再反對」,從曾德昭簡短的敘述裡我們可以看到前述的「天意」加上「祖制」在政治場域所發揮的中國式公道,以及傳統儒家從政者「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的實踐。丟官,這件事在傳統中國是十分痛苦的,金錢,名譽,地位,那幾乎代表失去一切。雖然眾多官員用一切換來的了「公道」,但無法改變萬歷帝長達三十年的擺爛,不理朝政,不見官員,不去祭祀,不批公文,不出宮門,後來的內閣竟然連皇帝的長相也沒見過,而不幸萬歷帝還很長命,在位四十八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恐怕不知道當時的對手其實是有史以來最爛泥的宅男,而當時,也是立太子紛爭最劇烈的時候。

 

不過,話說回來,四十餘年中國權力最大的人,不但集酒色財氣於一身還不管事,而明朝尚能運轉。反觀豐臣秀吉,從低賤草民出身,屢建戰功之外,得勢後也長於施展靈活的政治手腕,聰明絕頂,陰狠毒辣,能屈能伸,以具備一切開國梟雄的條件統一了日本,但他一死,大諸侯德川家康便馬上擊滅豐臣舊勢力,說明了朱元璋「種樹」比豐臣紮實,前朝勢力無法消滅,新政權就不穩當。反過來看,政權穩定,權力高度向君主集中的制度,也為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看似正常運轉的國家,國力基礎歷經了一個懶皇帝的腐蝕,已是危機四伏,再來一個糟糕的新皇帝,等於宣判死刑。很不幸,接下來大宦官魏忠賢粉墨登場,這位地下皇帝反而沒有真皇帝的顧忌,天意與之無關,祖制可以扭曲,官僚任他糟蹋,所有制約君權的工具都失靈的時候,帝國制度的一切缺陷也就暴露無疑。

 

而此時的歐洲,已是海權時代高峰期,宗教改革引發宗教戰爭,宗教戰爭導致現代主權國家的誕生,絕對君主制與中央集權促成舊封建貴族解體,黑暗時代結束,一個世界性的大逆轉已然成形。曾德昭時代的中國皇帝是崇禎,當時歐洲正在以君王至上的方式,民族思想重整的手段,終結舊時代,而最擅長絕對君主制,中央集權與思想教育「三位一體」的中國卻正在快速崩潰。

 

如果君權至上論是中國的沈苛或毒瘤,那麼如何替「早期現代歐洲」的絕對君主制定位?當西方學者主張:『早期現代歐洲出現所謂的「絕對君主制」是通往現代化(盡管他們本身不是現代的)的工具』(書寫大歷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Pamela Kyle Crossley p111)時,現代中國人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舊帝國?獨尊的君權是毒藥還是解藥?

 

 

「皇帝能夠不愛用儒貨嗎?」

 

「君尊臣卑」在帝制中國始終不墜,即便當初不是儒家得勢,換做任何ㄧ家獨大,也難以改變這種格局,因為無論君權是強勢還是弱勢,它只代表ㄧ種意思,就是『權力核心』,君強時,君為理所當然的核心,臣強時,臣也依舊藉由君權把持朝政。歷史上也多有弱君時代,譬如皇帝幼小時,由外戚或權臣行使實際君權,帝國即將崩潰時,則軍閥『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諸葛亮都不是皇帝,他們也不需要當皇帝,臣權實際等於君權多麼愉快,何須多背個歷史罵名?那麼,儒家之所以背負專制罪名,不過是因為它在ㄧ開始就是政治工具,而且是挺有效的工具。曹操與諸葛亮均非儒臣,甚至對兩漢以來儒術在政治領域裡的發展不以為然,但這兩個權臣最終都不得不靠儒家那ㄧ套維持政局,因為此『行規』對於保護權力核心這個部份,已經發展得很完整,不合己意的部份再修改即可,如此ㄧ來所需耗費的政治成本也最低。

 

南宋大儒朱熹曾坦言「君」用「儒」的真相: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飭,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 (朱文正公全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

 

換句話說,「君」用「儒」不但能確保獨大的君權,還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不但有了權力裡子,還多拿了仁義面子,就是中國帝王愛用「儒貨」的真相。朱熹能暢言至此,可見兩宋多麼容忍文臣,要是換在明,清兩代,朱大師有ㄧ百條命也不夠用。

 

朱熹這段話是為辯正「存天理、滅人欲」的道理,也透露了儒家ㄧ個重要精神: 永遠不滿現狀。

 

在「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裡,儒者的最高境界頂多也只能達到『得君行道』而已,但實際的狀況遠不如理想,在朱子之前的王安石勉強得到了這樣ㄧ個機會,最終卻也是白忙ㄧ場,『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這才是實況。而換個時空,韓愈服務的唐憲宗也算有能力有度量的帝王,但他不願意獨行儒道,忠貞的孔子門徒也只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餵鱷魚去了。

 

現代化之前的歐洲,君權始終受制於宗教,貴族,戰士,商人,政局的穩定得依賴於與這些團體達到各自勉強可接受的平衡狀態。也因此,歐洲難以產生如中國這般巨大的,甚至持久的帝國。所以傳教士們接觸到中國以後,對於此地政治與社會狀態感到不可思議,使節們對於中國皇室禮節也感到屈辱,因為他們的皇帝是可以(或不得不)與他們平起平坐的。但對於華夷觀念重的中國來說,歐洲這種狀況,就是不折不扣的蠻族部落文化,ㄧ如常常困擾中國的北方胡族那麼不文明。那麼,有趣的問題是: 備受君權壓力的儒者們,會認為歐洲政治比較有發揮空間嗎?當然不是的,因為難以想像儒者們能接受國家統治者對宗教或軍隊相對弱勢,更別說商人干政了。這就是儒家思想先天上的矛盾,國家的秩序來源必須是不受干擾的君權,又期望君王對官僚充分授權。也因此,我們對於儒者們常掛在嘴邊的「古代烏托邦」那麼難以想像,理想主義的儒者們,終究是失落的。

 

中國歷史總是充滿了君與臣的故事,對抗,妥協,合作,設局,猜忌,與千篇一律的道德勸說,這類的內容雖不是中國軌跡的全部,卻是主軸,大部分的支線都由此發展開來。傳統中國並沒有非常清晰的愛國概念,或者說,忠君等同於愛國,朕即天下,天下即中國,臣僚的責任在於將天下導入正軌,而輔佐君主是唯一的途徑。君與儒共同建立的秩序,是中國走慣了的道路,一旦有所偏離,而要統治完整中國則困難重重。

 

蒙元是中國最特別的朝代,也是最不中國的朝代,蒙古族強大時,格局與視野大幅超越傳統中國,開放程度也是前所未有,但它偏離了傳統中國的軌道,他們很會騎射也很能攻城,但就是不會種樹。蒙古人統治中國的短暫時期裡,有王族干政問題,有皇帝繼承權問題,有權臣問題,有貴族問題,有官僚體制問題,有藩國問題,有民族問題,有賦稅問題,有通貨膨脹的經濟問題,甚至還有接連不斷的天災。蒙古族崛起得過於迅速,根本還來不及學習治國(尤其是統治定居民族),就已擁有幾乎一半的文明世界。而在中國人看起來,中央集權以及皇帝的繼承問題是一切的根基,若是處理不好,遑論統治廣大的庶民,而這個政治基礎建設,此前的契丹遼與女真金政權都優於蒙元。

 

雖然元仁宗,元英宗兩代,已經開始推行「以儒治國」的政策,但終究畫虎不成反類犬,忽必烈一開始就沒有紮實地強幹弱枝,建立君權獨大的制度,讓後來的蒙古皇帝一不慎就四面楚歌,再不慎就慘遭刺殺。直到蒙古戰士們被趕回大漠,他們都還沒搞清楚「君權至上」的標準作業流程,而這一套,遠比作戰複雜得多。(特別一提,統治技巧並非漢族王朝所獨有,胡族王朝也服膺,並多所「改良」,不能因為是儒家文化,就斷然將一切優或劣歸於漢族)。 趕他們出中國的朱元璋,可說是史上難得一見的種樹高手: 大殺功臣,廷仗大臣,特務組織,廢除宰相,分權官制,只要有可能威脅王權的個人,集團,勢力,制度都不放過。

 

支撐這個巨大帝國的,從來不是個人主義,重商主義,私有財產制,主權在民,與英雄主義………而是有效抑制造反的方法。

 

拙於此道的,都很不中國。

 

雁默 20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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