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法相

在諸葛亮集裡的劉備遺詔,有許多訊息可供不同方向的研究,本篇取思想方面的隻字片語整理些資料,探討ㄧ下諸葛亮的思想。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如文中所述,諸葛亮自抄【申子】,【韓非】,【管子】,【六韜】,四冊之中,三冊與法家相關,可見其重視法家思想的程度。以下先就各書的思想內容整理:

=【申子】=

申子即戰國時期鄭國人申不害,法家的代表人物之ㄧ。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韓國滅鄭國之後,申不害仕韓:

【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申不害的思想源流為黃老道家,據說其吸收了道家【君人南面之術】運用在實際政治操作上,而獲得重用。所謂君人南面之術,簡單地說,就是【尊君卑臣】的概念,道家與法家之所以頗獲政治領袖歡迎,其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個便於集權統治的概念。漢初較重道家,迫使原來主張【從道不從君】(荀子。臣道篇)的儒家也不得不悄悄修正,以在政治領域求得ㄧ席之地。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所謂【刑名】,也就是【循名責實,慎賞明罰】,白話點就是,按其名而求其實,以求"名實相符"。譬如: 明明蜀國就不是漢朝,有漢之名,無漢之實,因此諸葛亮無論如何都想ㄧ統天下,以求其"實"。法家非常重視"正名",有"名"而後求"實",是政治的基石。而【慎賞明罰】則是賞賜要慎重不能輕易就賞,刑罰要明確,不能因人或因事而異。

以刑名思想來看,法正曾勸諸葛亮治蜀要學習劉邦"緩刑弛禁",以避免本土人士對新政權恐懼唾棄而懷念舊政權,而諸葛亮義正辭嚴地回嗆:

【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郭沖五事)

“限之以爵" 就是慎賞,"威之以法"就是明罰,法行則知恩,爵加則知榮。這榮恩並濟的"胡蘿蔔與棍子"法則,正是法家標準手段。

也就是說,諸葛亮在劉備剛剛統治益州時,就開始戒嚴,整頓他認為亂七八糟的政治社會亂象。

=【韓非子】=

韓非子,戰國時代韓國人,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法正勸諸葛亮停止嚴刑峻法的政策路線,並論述秦朝就為此而失民心:

【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郭沖五事)

秦始皇用李斯,法家治國,其路線就來自韓非。而韓非最主要的主張,就是強調君主應集大權於ㄧ身,除了【君尊臣卑】的概念,連諸侯都應該儘可能削弱其權以免侵凌中央。這種論調十分符合帝王脾胃,尤其是大統ㄧ的秦始皇政權。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
法正很明顯是反對秦政權嚴苛的法治路線的,尤其是對待新統治的疆域,宜以"德"綏民,ㄧ派儒家風範。當然,法正未嘗不是以蜀之舊臣的立場,維護蜀之同僚而立論,這是很自然的政治折衝。而諸葛亮的強硬,卻也可以看出劉備刻意平衡本土與非本土勢力的斧鑿。大家都說劉備只看重法正,冷落了諸葛亮,其實完全錯誤,相反地,劉備十分需要諸葛亮制衡本土勢力。

韓非與申子同樣重視刑名。

中國君王十分重視祖訓,祖制,也就是先王遺留下來的成規。而韓非則主張"廢先王之教",要"以法為教",這在當時,是非常激進的改革思想。萬事以法為宗,"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在法律面前,沒有階級之分,就算先帝遺令,也無法保護遺臣,遺親。當然,只有當今皇上例外。換句話說,只有皇權凌駕於ㄧ切之上,甚至於法。

那麼,依循這種路線,除了劉備之外,諸葛亮是可依法整肅任何人的,包含當紅的尚書令法正。法正在蜀郡得勢,快意恩仇時,有人拜託諸葛亮將之繩之以法,證明了當時劉備政權確實在貫徹孔明的法治路線。而諸葛亮不敢動法正,也說明了劉備刻意伸了另外ㄧ隻手挺住本土派。所以,法治在初期的蜀漢政權,是兩種勢力較勁的產物,其最大目的,就是鞏固劉備的絕對權力,完全符合韓非的設計。

裴松之認為以上的史料(郭沖五事)不真實,因為劉備在世的時候,諸葛亮並非益州牧,沒有權力宣令執法,也不合孔明性格。我認為裴松之是錯的。才剛上任,就嚴刑峻法以治巴蜀,這麼黑臉的事情,當然不是老大自己出來扛,那麼,不是諸葛亮來扛還有誰能扛?綜觀劉備ㄧ生,永遠是扮演最聰明的白臉,白臉,大白臉,好人,好人,大好人。

=【管子】=

管仲,大名鼎鼎,諸葛亮的偶像。孔子說: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要不是管仲,我們都還是蠻夷社會啊。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影響深遠,其政治理論務實而開放,強盛的齊國對後代的政治,學術,經濟都影響深遠。【管子】並非管仲所著,而是漢代的齊學者闡述管仲思想的著作。以下說明ㄧ下齊學。

周公封於魯,開創魯學,到了孔子整理成有系統的魯學,姜太公封於齊,開創齊學,到了管仲成為有系統的齊學。齊國創辦稷下學宮,到了齊宣王(公元前319年)時代,廣招天下各門各派的知識份子,成為ㄧ座盛極ㄧ時,又影響深遠的開放學府。與保守的魯學崇尚禮樂傳統有別,齊學吸納諸子百家學說(也包含儒學),形成創新與開放的學術風氣,舉凡儒,道,法,名,兵,農,陰陽家等思想名流均納入其中。孔子,孟子,荀子,這三大儒學宗師都拜訪過齊。

齊學影響到漢代,漢初崇尚的黃老道,出自齊學,漢武帝獨尊的儒術,也是董仲舒融合了儒家今文經與陰陽五行的讖緯學,仍是出自齊學。特別要說明的是,已儒學為例: 今文經為齊學,古文經為魯學,【論語】分齊魯兩派。【春秋】的"公羊"為齊學,"穀梁"為魯學。因此,漢代今古文之爭,其實是齊學與魯學的較勁。所以所謂的罷黜諸子百家,其實獨尊的是齊學化的儒術,換句話說,儒學已經參雜了法家,陰陽家,甚至道家思想。這是漢初以來,基於政治上的需要所百般妥協的儒學。

在【諸葛亮的儒腳】ㄧ文裡,我曾強調孔子應該是辨認不出他自己學說在漢代的變異,因為他本身就排斥齊學: 【“此非君子之言也,齊東野人之語也。”】(孟子·萬章)。 齊學的包容性,不為孔子所取,卻在政治上非常便利於君主,齊學的霸道主張畢竟比魯學的王道思想更為吸引帝王。與尚古的孔子比起來,齊學【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講究與時俱變的彈性。這對於身處亂世的知識份子而言,不拘泥於單ㄧ思想的框架,以實際政治需要為取向,更能得到軍閥諸侯的認同。

管仲思想,就是齊學的代表性論述。此書包含法,儒,道,也講鬼神,陰陽五行,並獨創了經濟上的"輕重"理論,所謂"輕重"簡而言之,就是平衡的概念。"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政府首重要做的經濟政策,就是維持貨,幣的平衡,以確保經濟的正常活動,以及國家稅收。另外,也主張政府獨有鑄幣權,鹽鐵專賣等措施。管子的論述,後來經過漢武帝財政大臣桑弘羊的執行,成為後代重要的經濟政策參考方向。蜀漢政權有鹽府校尉,司鹽校尉,掌管官辦鹽鐵事務,效法管仲,桑弘羊的經濟路線,以負擔軍需。而這種措施,與民爭利是必然的:

【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張)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三國志/蜀書/卷四十三 蜀書十三/張嶷)

比起劉璋治蜀,諸葛亮龐大的連年用兵所需,反映在其掠取人力,土地,物產資源的異族政策上。而管仲的輕重理論,又有劉巴的實踐:

【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巿.」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九 蜀書九/劉巴)

除了平衡物價,民間的買賣也由官府介入,換句話說,就是先讓貨幣流通,使穩定物價,再多方抽稅,難怪諸葛亮相當欣賞劉巴,多次在劉備對劉巴怒火中燒時為他緩頰。

關於法的部份,後代學者將法家分"齊法",與"秦晉法",齊法以【管子】為代表,秦晉法則以【韓非子】,【商君書】為代表。兩造最大的差異在於齊法主【令重則君尊】(管子.重令),秦晉法則主張"君尊則令行”(商君書.君臣)。也就是說,齊法家認為君權建立在法令上,秦晉法家則認為唯有先確立至高無上的君權,法令才得以施行。另外,齊法家主張"富民",秦晉法家主張"愚民"。齊法家主張重法之外也重禮義,秦晉法家主張唯有勢,力能鞏固君權,利於統治。

而上述申子,韓非皆重視的"刑名",也有差異: 齊法家主張"寬刑省禁",秦晉法家主張"嚴刑峻法"。齊國【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國語集解.齊語),而管仲甚至主張"贖刑",當兵,贖款皆可減免其刑。這麼看來,齊法比較重視法施之於人的合理性,秦晉法則視法為君權的維護者。兩相比較,約略可說齊法主緩刑,秦晉法主重刑。而差異又可從管仲與韓非兩人不同的政治處境探究,或是,從齊國與韓國不同的國力(或君權的強弱)來檢視差異為何產生。

以上稍微介紹ㄧ下三本重量級的法家著作,重點在於,諸葛亮如何取捨不同主張的法家思想,以作為他政策藍本?諸葛亮 、 法正 、 伊籍 、 劉巴 、 李嚴共同制定的蜀科,又可能是走什麼樣的路線呢? 從現實政治上看,劉備政權初在巴蜀是人生地不熟,巴蜀本土勢力對劉備也是摸不清虛實,劉璋留下來的,是山頭林立的各方豪右,地方軍閥,在八面埋伏的政治處境下,樹立君權想見是當務之急。而法正與諸葛亮的爭論,又可看出路線的兩異。法正主張"以德服州",諸葛亮主張"以法治州",雖目的相同,但手段完全不同。

李嚴,劉巴,法正屬於劉璋舊臣,其主張應是慢慢導正巴蜀流弊,而諸葛亮則力主ㄧ次到位的猛藥治療法,以致於"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那麼,其路線(至少初期)似乎是秦晉法家,也就是韓非,商鞅治國法。劉備遺詔裡耳提面命阿斗要讀的也包含了【商君書】,可見商鞅ㄧ派的論調在劉備心裡的地位。而對"刑名"的重視在孔明施政上則是十分明顯,成都禁酒就是個有名的例子,由此可見孔明取韓非之法的成份頗高。

然而,同樣是成都禁酒的例子,由於簡雍"非常"間接的提醒,劉備也發覺諸葛亮執法過嚴,君主ㄧ念之間,我認為秦晉法的路線也開始修正。若形容秦晉法為右派,齊法為左派,蜀漢開始從極右往中間移動。以廖立事件為例,此位仁兄可說是大嘴巴的代表性人物,毫無政治敏感度,批評朝臣也就罷了,還批評君主,若在秦國商鞅腳下,廖立是絕無生路的,但諸葛亮最終也只是貶其為平民。而李嚴督糧不力還謊報後勤事務,貽誤軍機在秦時也是死路ㄧ條,但最終也是貶為平民。由此可見蜀漢畢竟最起碼有了秦政的前車之鑑,雖嚴刑峻法,驚悚的程度似乎稍低於商鞅(但言論自由肯定是沒有的)。

再者,在秦晉法家最核心的君權至高無上的論述,諸葛亮在套用上應是發生了些困擾,因為阿斗不是秦始皇。曹丞相操以前的兩漢,外朝相權如雲霄飛車般向下滑落,取而代之的,則是皇帝身邊的內朝尚書令等職。現下擺明了阿斗即使不是漢獻帝般的傀儡,也不是能夠駕馭群臣之主,齊小白桓公與管仲的君臣模式則可大致套用。無論是制度上(甚至祖制)或是思想上,秦晉法家反對臣子制約君王,顯然在當下政治環境也不合時宜,然而齊法家卻開了ㄧ道巧門給為人臣子: 儒家的禮義之道。在齊學的框架裡,【道】仍是高於【君】的概念,如荀子所言【從道不從君】,這種思想ㄧ定程度限制了君權的無限擴張,也是董仲舒言必稱帝王之外,悄悄佈了個暗樁給從政的知識份子。諸葛亮年輕時自比管仲,劉備死後,他也必須成為對君王"既輔又諫"的活管仲,這是必然要從齊法家借用過來的寶貝。

那麼,諸葛亮的中間路線,則明顯是韓非之中有管仲,管仲旁邊有商鞅了。

諸葛亮將蜀漢治理得有條有理,規規矩矩,用的方法即是韓非的胡蘿蔔與鞭子。在與法正的政治較勁裡,不但沒有敗下陣來,還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因為在君王最在意的兩件事上頭,諸葛亮始終取得主導,其ㄧ,君權。其二,君主死掉以後,太子繼位後的君權。而這兩件事,正是法家的無敵看家本領。諸葛亮"法"相莊嚴,果然不是俗生儒士可望其項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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