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儒腳

諸葛亮是儒者嗎?這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歷史所透露的諸葛亮,表面上似乎較為接近法家或兵家的代言人,而小說則將他塑造成道士。史料間接地將"儒者"與諸葛亮區分開來的ㄧ例,【襄 陽 記 曰 : 劉 備 訪 世 事 於 司 馬 德 操 . 德 操 曰 : 「 儒 生 俗 士 , 豈 識 時 務 ? 識 時 務 者 在 乎 俊 傑 . 此 間 自 有 伏 龍 ﹑ 鳳 雛 . 」 備 問 為 誰 , 曰 : 「 諸 葛 孔 明 ﹑ 龐 士 元 也 . 」】。暫且不論襄陽記這ㄧ段記載的真偽,至少在概念上以當時之論,儒者甚至必須與"俊傑"分開看待,直接指控儒者不識時務,實在令人吃驚。無論如何,漢代是儒家最為飛黃騰達的時代,獨尊儒術是確實實踐在政治上,落實在制度上,傳播在社會上的事實,全部被歸類成不識時務者可是強烈的指控與貶抑,何以如此?

自從漢武帝採用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學說自此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影響鉅大,雖然百家從來也未曾真正消失,但儒家思想還是數千年來的中流砥柱難以動搖。尤其在兩漢,基於政治上大統一的實際需要,儒家思想提供了ㄧ個君尊臣卑(君權至上)政治傳統,同時也塑造了ㄧ個父上子下,男尊女卑的人倫框架,鞏固了漢政權的統治。凡是禮儀祭祀,典章制度,行為準則,教育思想,官僚體系,皆行之於儒家所鋪陳的軌道,促進了華夏民族的凝聚與認同,因而"漢人"的概念可說是儒家思想的產物。可見,在這個時代的所謂知識份子,很難不是儒者,即便真不是儒者,也無法自外於儒家思想的滲透。

既然必須全面性服務政治與社會,整個思想體系就得十分完備,從君王的行為準則到個人的禮儀規範,從天象的詮釋到人格與才幹的價值標準無所不包。然而,孔子與他的門徒並沒有講這麼多,這麼細,這麼周到,於是拓展儒家學說的廣度與深度,以求滿足實際運用所需,成了漢代大知識份子的使命。其直接手段,就是藉由詮釋儒家經典,創造政治統御與社會管理所需要的秩序準則,於是經學(治經之學)大盛。為了統治的正當性與延續性,統治者給了知識份子創造統治工具的權柄,無論是為了經世濟民還是為了功名利祿,儒者在空前的誘惑下將儒學匯聚成龐然繁浩的思想體系。自此,帝國無上的君權是確立了,但相對地,知識份子限制君權無限擴張的理論基礎也產生了。

儒者知識份子以孔子論說裡藉由古代聖王的完美行為準則,形成制衡,限縮君權的千軍萬馬: 【「 朕 聞 天 地 之 道 , 福 仁 而 禍 淫 ; 善 積 者 昌 , 惡 積 者 喪 , 古 今 常 數 也 . 是 以 湯 ﹑ 武 脩 德 而 王 , 桀 ﹑ 紂 極 暴 而 亡 .…….. 】(諸 葛 亮 集 載 禪 三 月 下 詔 曰),無論諸葛亮實際施政是多麼借重法家之術,儒術聖王理論仍是支撐蜀漢招牌,限制君權的不二法門,也就是說,即便不是孔子信徒,就算實質"相權"已高於"君權",就算"以法為用",也必須"以儒為體"。反諷的是,儒學鞏固漢政權的理論,也成了驅趕漢獻帝下台的政治根據: 【「 朕 在 位 三 十 有 二 載 , 遭 天 下 蕩 覆 , 幸 賴 祖 宗 之 靈 , 危 而 復 存 . 然 仰 瞻 天 文 , 俯 察 民 心 , 炎 精 之 數 既 終 , 行 運 在 乎 曹 氏 .…….夫 大 道 之 行 , 天 下 為 公 , 選 賢 與 能 , 故 唐 堯 不 私 於 厥 子 , 而 名 播 於 無 窮 . 朕 羨 而 慕 焉 , 今 其 追 踵 堯 典 , 禪 位 于 魏 王 . 」”】(袁 宏 漢 紀 載 漢 帝 詔 曰)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新王改制】之說影響深遠,從"天道"與"人事"的對應概念中,催生出ㄧ套合理化君權專制的神祕主義,以讖緯,符瑞解釋天象,輔以"君權天授"的自然正當性,並據以指導人事施政。就孔門理論的角度而言,形而上的發展表面上似有更深邃的哲學魅力,形而下的"易服色","改正朔"樹立帝王權威又深具政治張力。然而在實際操作上,則容易使徒子徒孫走火入魔。知識份子假借天意以使帝王循規蹈矩,以供帝王遂其堂皇征討敵人的目的,亦藉此打壓異己,黨同伐異。漢儒在教育傳承上講究"師法",而政權在官吏任用制度上又施行"察舉"(人為舉薦),以致學術界派系分明,官場上也盡是門生故舊,政權機器很自然地由門閥士族所把持。利祿之所趨,使得儒者在精神上漸離孔子之道,在治學方法上則務求複雜化經文章句的詮釋,直接導致儒學的世俗化,而變異成ㄧ門龐雜繁瑣,而於實務無用之學。

兩漢不乏大儒家對孔門經學不斷地追問與修正,包含楊雄,王充對讖緯的批判,對天道無為(天道不具影響人世的意識)的主張,何休與鄭玄的今古文之爭,荊州學派務求去繁就簡,著重經文義理的闡揚,對儒學的精進蛻變,對後世皆有深遠影響。然而對於許多不獨獨熱衷於孔學的知識份子而言,這些終究是儒門內部之爭,無法改變實際政治因儒而興,亦因儒而衰的事實。經過東漢外戚與宦官相繼專權亂政,儒者要不就是共犯結構,要不就失勢流亡,對紛亂的政局與社會已難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黃巾之亂後,天下崩解,儒者的集體失落勢所難免,知識份子被迫分成兩種,ㄧ種關注於對亂世有實際用處的學問,以解決當下的問題。另ㄧ種則乾脆遠離政治,躲起來從黃老思想裡尋求挫敗的慰藉。隱士文化興起,除了大批避亂世的儒者之外,是不是有很大成份的"棄儒者"或"非儒者"在內,很有討論空間。司馬德操(就是被稱為水鏡先生的司馬徽)儒生俗士非俊傑的ㄧ席話,既反應了儒者的窘境,也間接印證"棄儒者"的可能存在。

我所謂的棄儒者,不是指完全放棄儒學,而是積極尋求儒術以外的學問者,儒學已無法提供他們ㄧ個卓然生存的位置,也無從解答他們信仰儒學卻遭到挫敗的原因。檢討諸葛亮是否為儒者,或棄儒者,或其他種類的知識份子這個問題,充滿了挑戰,幾個有趣的大問題不妨思考ㄧ下:

【挑戰ㄧ: 除了儒學,諸葛亮的求學環境有沒有其他思想養分可供學習?】

除了儒學,從秦末至兩漢甚至兩晉,黃老思想從未停止發光發熱,尤其在動亂的年代,充滿不確定感的知識份子與平民特別需要出世的思想引導,而法家思想在統治的實用性上也從未褪色。漢初的思想家陸賈與賈誼便是儒,道,法兼修,從天道觀到政治論,以儒為本以道,法為輔。雜家的【呂氏春秋】以陰陽家為內涵,同為雜家的【淮南子】亦以道家為中心。西漢末期大儒嚴遵,與其學生楊雄,有鑑於漢武帝之後儒學在政治上的僵化,而提出以道,法為輔的儒學修正主義。東漢大儒王充,王符也強調道,法。事實上兩漢大儒學者的學習背景,或多或少,都有兼治諸子百家以求融會於儒學的過程,原因無他,無論在學術追求或政治實踐上,百家之學都有其奧妙與用處。換句話說,對一般僅追求利祿的儒者而言,承平時代,孔說已足用,然而在動亂時代,隨著有志大儒為因應政治紛亂而產生對傳統儒學的反動,也使知識份子為順應時代需求,而在儒學之外尋求他途。

諸葛亮身處的動亂時代,除了儒家今古文經學的"激鬥"之外,甚至還遇上了道教與玄學的萌芽階段。幸運地是,他在最安全的時間,思想人才最多的地方求學: 荊州 ; 更幸運地是,北方動亂為南方荊州帶來的不只是大量知識份子,還有他不學無術的真命天子: 劉備。

荊州學派的出現,發端於兩個重要原因: 1. 因中原動亂而知識份子大舉南逃。2. 荊州牧劉表對學術的高度重視。相對於兵連禍結的北方,荊州卻是大舉興學,從諸多政策看來,劉表確實有保存中原學術的宏願與作為,不僅如此,還親自參與修正儒學以圖振興漢室。其實從這個角度看劉表,就不會質疑他想割地自立的動機,畢竟與其他窮兵黷武或消極自保的大小軍閥比起來,劉表至少意圖解決漢政權最根本的"思想失靈"問題。有點仿效東漢章帝於白虎觀(公元79年)召集儒生參加統ㄧ經義會議的味道,劉表也發起兼採今古文經並刪修五經章句以"去繁冗,求義理"的運動,使得荊州學派的經學修正主義史稱為【後定】。這類的學術運動與反省雖然仍以儒學為主幹,但也間接鼓勵了對其他非儒家學問的借用,而像諸葛亮這樣的年輕學子,就是在這種多元化的學習環境裡成長,思考人生的方向與國家的未來。

換言之,論師資,論學園,論時機,論背景,論風氣,諸葛亮是在漢末最開放,養分最多的環境裡修養成"臥龍"的,而其所學,不會只有孔儒ㄧ門。

【挑戰二: 盛讚諸葛亮非俗生儒士的司馬德操,是儒者嗎?】

被稱為水鏡先生的司馬德操(司馬徽)雖無著作流傳下來,然而我們仍能從零碎的史料拼湊出他的背景:

【劉 廙 字 恭 嗣 , 南 陽 安 眾 人 也 . 年 十 歲 , 戲 於 講 堂 上 , 潁 川 司 馬 德 操 拊 其 頭 曰 : 「 孺 子 , 孺 子 , 『 黃 中 通 理 』 , 寧 自 知 不 ? 」……….】

劉表興學於荊州,"童幼猛進,武人革面" 可見學風之盛,而散落各地眾多的講堂,則由名士儒者收徒講學,以上劉廙傳裡可見司馬徽是荊州名師之ㄧ。

【尹 默 字 思 潛 , 梓 潼 涪 人 . 益 部 多 貴 今 文 而 不 崇 章 句 , 默 知 其 不 博 , 乃 遠 游 荊 州 , 從 司 馬 德 操 ﹑ 宋 仲 子 等 受 古 學…..】

所謂古學,就是東漢流行的古文經儒學,而宋仲子就是劉表起用為五業從事的州學官—宋衷,其掌管州立學校與經學撰述,荊州學派在學術上的【後定】,宋衷居功厥偉,而其著作也啟蒙了之後的玄學。與宋衷同為ㄧ級名師,可見司馬徽當時的學術地位,也確定了他深厚的儒學背景,而向朗,徐庶,韓嵩,龐統應該都曾是其門徒。

【襄 陽 記 曰 : 朗 少 師 事 司 馬 德 操 , 與 徐 元 直 ﹑ 韓 德 高 、 龐 士 元 皆 親 善 .】

既然徐庶可能是司馬徽的學生,諸葛亮也可能曾受學於他:

【魏 略 曰 : 亮 在 荊 州 , 以 建 安 初 與 潁 川 石 廣 元 ﹑ 徐 元 直 ﹑ 汝 南 孟 公 威 等 俱 游 學 , 三 人 務 於 精 熟 , 而 亮 獨 觀 其 大 略 .】

若是如此,則司馬徽向劉備推薦其學生諸葛亮與龐統就不足為怪了。老師既為儒者,臥龍鳳雛也應是儒者,那麼為何司馬徽在劉備面前要將俗士儒生與這兩個學生切割看待呢?可能性之ㄧ: 襄陽記這段故事是虛構的,這樣的敘述只是要強化臥龍鳳雛的出類拔萃。可能性之二: 司馬徽認為劉備要的不是學問極好的人才,而是能學以致用甚至不拘泥於所學的務實人才。上述同為司馬徽門徒的徐庶,尹默等人,恐怕學問就比臥龍鳳雛還大。劉備定蜀之後,尹默被安排了勸學從事的職位,顯然是執掌學術相關的工作,甚至當了太子阿斗的老師。

然而,不能因為司馬徽精熟於古文經學,就認定其所學所教局限於儒家經典:

【李 譔 字 欽 仲 , 梓 潼 涪 人 也 . 父 仁 , 字 德 賢 , 與 同 縣 尹 默 俱 游 荊 州 , 從 司 馬 徽 ﹑ 宋 忠 等 學 . 譔 具 傳 其 業 , 又 從 默 講 論 義 理 , 五 經 ﹑ 諸 子 , 無 不 該 覽 , 加 博 好 技 藝 , 算 術 ﹑ 卜 數 ﹑ 醫 藥 ﹑ 弓 弩 ﹑機 械 之 巧 , 皆 致 思 焉 .】

李譔做過蜀漢朝廷的州書佐,其父李仁曾與尹默ㄧ起到荊州遊學,並師事司馬徽與宋衷(宋忠)。李譔則師學於其父以及尹默,五經之外也學諸子,可見荊州講師講學也選修(或必修)諸子百家之學,不但如此,甚至學算術,機械等實用的學問。雖無證據證明荊州學堂裡也可以學到機械這類的學問,但從其父繼承過來的荊州學風,讓人有理由相信這個學術重鎮教授範圍包容亦廣,諸葛亮在器械發明上的啟蒙也可能來自荊州。

因此荊州學子主修儒學,另修其他學問或許是個普遍的現象,而司馬徽應該不是樣樣皆有教師資格,但通經學也通諸子應是儒學講師應具備的基本學養。至於算術,醫藥,機械之類的學科則應另有專精講師。諸葛亮與李譔ㄧ樣對許多不同的學問都很有興趣,說不定經學不是他的最強項。

【挑戰三: 蜀漢不用儒術治國嗎?】

西漢董仲舒以來,儒術治國有幾個特徵: 1. 確立天子乃授命於天,君權為無上之權。2. 確立國家,家庭,個人的倫理秩序,從思想上確保封建統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3. 以遠古聖王行為準則防止君權的無限擴張。4. 一級文官必須具備ㄧ定的經學學養(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3. 以天象詮釋的神祕手法宣稱政權的正當性。

事實上,即便漢末儒學綱紀廢弛,道家再興,法家兵家蔚為統治主流工具,魏,蜀,吳三國政權仍未揚棄這五個特徵,因為儒家思想對於帝王集權統治確實有許多便利之處。曹丕稱帝後,蜀漢眾多文官(顯然多是飽讀經學之官)使用與董仲舒沒什麼兩樣的手法勸劉備稱帝:

【…..勸 學 從 事 張 爽 ﹑ 尹 默 ﹑ 譙 周 等 上 言 : 「 臣 聞 河 圖 ﹑ 洛 書 , 五 經 讖 ﹑ 緯 , 孔 子 所 甄 , 驗 應 自 遠 . 謹 案 洛 書 甄 曜 度 曰 : 『 赤 三 日 德 昌 , 九 世 會 備 , 合 為 帝 際 . 』 洛 書 寶 號 命 曰 : 『 天 度 帝 道 備 稱 皇 , 以 統 握 契 , 百 成 不 敗 . 』 洛 書 錄 運 期 曰 : 『 九 侯 七 傑 爭 命 民 炊 骸 , 道 路 籍 籍 履 人 頭 , 誰 使 主 者 玄 且 來 . 』 孝 經 鉤 命 決 錄 曰 : 『 帝 三 建 九 會 備 . 』 臣 父 群 未 亡 時 , 言 西 南 數 有 黃 氣 , 直 立 數 丈 , 見 來 積 年 , 時 時 有 景 雲 祥 風 , 從 璿 璣 下 來 應 之 , 此 為 異 瑞 . 又 二 十 二 年 中 , 數 有 氣 如 旗 , 從 西 竟 東 , 中 天 而 行 , 圖 ﹑ 書 曰 『 必 有 天 子 出 其 方 』 . 加 是 年 太 白 ﹑ 熒 惑 ﹑ 填 星 , 常 從 歲 星 相 追 . 近 漢 初 興 , 五 星 從 歲 星 謀 ; 歲 星 主 義 , 漢 位 在 西 , 義 之 上 方 , 故 漢 法 常 以 歲 星 候 人 主 . 當 有 聖 主 起 於 此 州 , 以 致 中 興 . ………… 願 大 王 應 天 順 民 , 速 即 洪 業 , 以 寧 海 內 . 」】

於此特別不刪掉太多原文,使閱讀者可以感受ㄧ下神祕環伺的氣氛,其中,河圖,洛書來源已不可考,雖非孔門學說,卻是董仲舒以來刻意附會於儒典的古籍。由此證明兩漢數世紀的儒學文化縱然在"孔門內"是眾說紛紜,在"孔門外"是強敵環伺,然而其與封建制度思想已盤根錯節且根深蒂固,不可能也沒必要被遺棄不用。而蜀漢政權不少公職人員學問不小,精通今古文經者也大有人在:秦宓,劉巴,許靖,尹默,來敏,孟光 ,李譔,許慈,杜微,譙周等都是一流的學者,也都位居要津。而尹默也曾負責教導阿斗古文經【左氏春秋】,可見儒學仍是貫穿蜀漢政權的主流思想。劉備據有益州後,"承 喪 亂 歷 紀 , 學 業 衰 廢 , 乃 鳩 合 典 籍 , 沙 汰 眾 學 “,而典掌舊文的官員,就是許慈,孟光,來敏這類經學專家。有趣的是,孟光信仰的是公羊春秋(今文經),而來敏則堅持左氏春秋(古文經),兩人是學術上的死對頭,卻被安排做同樣的工作,可見劉備對學術兼容並存的立場。秦宓,尹默,李譔,杜微,譙周都是本地人,而與北方,荊州學者同執政府的重要文官,除了說明劉備ㄧ開始就注重本地人才的任用(或延用),也同時顯示巴蜀學術文化不遜於他處。

事實上,劉備打著復興漢室的旗號,根本不能不用漢儒思想與制度號召廣大的忠漢之士。劉巴曾勸諫劉備不要急著稱帝,以免失去忠漢之士的遺棄,劉備拒絕卻有其政治理由與戰略思考。而對於號召效果的驟降,很自然要採取"複製漢廷"的手法將地方政權中央化,將分離思想統ㄧ化,凝聚出ㄧ個漢家社會秩序,以對抗,對比ㄧ個全新的曹魏政權,而儒家思想當然是最佳工具。在這樣的國策裡,諸葛亮必須延續政治與儒術相互依存的關係,也是理所當然了。所以再怎麼重視與實踐法家思想,諸葛亮都不可能重回秦朝徹底的法制國,畢竟秦朝對周朝可以毫無依戀,蜀漢對漢卻得藕斷絲連。

【腳在孔門心在外】

諸葛亮在政治上奮力於理想的實踐時,儒學已歷經了數百年的蛻變,而且這種蛻變是集合中國絕大部份頂尖人才的思考,創造,辯論與修正的結果,它既已成為個人價值觀與社會人倫秩序的標準,也已鍛造成支撐帝王政體的堅實骨架。或許這種結果連孔子本人都已辨認不出原始風貌,但儼然已成為文化龐然巨物的儒學,是所有知識份子所以能成為知識份子的肥沃土壤。年輕的諸葛亮"獨觀其大略"的求知方式,顯示其本志不在於"學",而在於"用",而自比為管仲,樂毅,又代表諸葛亮自始關心的,就是政治實踐。法治,經濟與軍事在臥龍心中是解決當下問題最迫切的學問,也應該是花最多心神的工作重心。對於大權獨攬又無事不管的他而言,應該是沒有太多時間深入思考儒學思想的哲學反省與社會實踐,而這卻是所有儒者所應承載的社會責任。

兩漢昌盛的儒學發展,對於文化的穿透力,與其所昭示的時代意義影響深遠,大儒學者的眼光必須放在百年,數百年後的文化精神與社會樣貌,但對於諸葛亮這類的政治家而言,當下,與百年內的政權延續與人民生活,才是要務。

總言之,身為從政者,諸葛亮不能拒絕政治傳統而棄儒,身為知識份子,也不能超然於時代而棄儒。他不是聖哲,也不是改朝換代的霸者,也沒能力創造ㄧ個揚棄帝制的國家,僅能在漢儒所規範的君臣倫理與政治制度內,做ㄧ些有限度的改革,然而這些改革也已是兩千年來知識分子在帝王制度下所能達到的頂點。他雖是孔門子弟,卻只有ㄧ腳留在門內,只是這ㄧ腳終究也離不開儒之殿堂。

沒有人能完全擺脫時代的侷限,諸葛亮也ㄧ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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