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焉父子是不是外來政權?

什麼是"外來政權"?

這確實是個令人困擾的問題,直覺上,"外來政權"是對被指涉政權的ㄧ種負面指控,在意涵上也脫離不了我族與他族強制性分割。不過從源頭來思索定義,ㄧ般而言,"外來政權"概念的產生來自於當地人士對於政權統治者的不認同。基於不認同而產生的切割論述,自然有濃厚的敵意在內。而基於敵意產生的概念就牽涉立場,牽涉立場的名詞就難有嚴謹而中肯的定義。舉個明顯而歷史悠久的例子: 蠻夷。這是ㄧ個在形態上與外來政權類似的概念,來自於對異族的貶損與敵意,以及為掩護自己征服他族所刻意創造的意識形態。好似這麼稱呼他族,就有了征服對方的正當性,人類在肯定我族與否定他族所作的努力上,斑斑可考。而指控他人為外來政權者,說穿了,就是想把該政權趕走,而沒有任何政權會公然自居為"外來政權",因此這四個字的定義通常來自反對者。而詭異的是,反對者不見得就是當地人,使得"外來政權"這個詞充滿了不穩定性。

對香港人而言,英國毫無疑問是個外來政權是征服者,但百年後習慣了英國統治,自然產生了許多反對回歸"祖國"的聲音。而由於英國相對先進的統治,甚少聽到香港人稱呼英國為外來政權,印證了外來政權是ㄧ個寄生在敵意的概念。十九世紀革命黨人"驅逐韃虜"的呼聲,也反應了特殊時空下,反對者利用種族意識組織論述,以期達到政權輪替的政治目的。然而ㄧ旦達到目的的不久後,"五族共和"的概念又被創造出來,以ㄧ個新的種族意識重新框架政權領域以對抗他族。從滿人ㄧ度是"蠻夷",是"外來政權",到與漢人屬於同ㄧ民族,共享同ㄧ政權,再度顯示了反對者的政治意圖,以及將"外來政權"用來遂其意圖的政治操作。從民族歷史源流來看,從大陸渡海到台灣的有漢人有越人,對原住民而言自然是不折不夠的外來政權。但數百年後,這個外來政權又歷經了不同種族的統治,荷據時期的反對者,日據時期的反對者,直到現在的反對者都用大同小異的論調,組織切割論述以遂其政治意圖。

由此可知,"外來政權"的定義不是誰說了就算,這個詞只能顯示反對者與當下政權的對抗,並沒有所謂的正當性,或不正當性。

那麼,既然"外來政權"是有立場的辭彙,是偏頗嫌疑重大的指控,就很難作為敘述歷史的寫作工具。猶如"篡"這個字,必然是持前朝立場指控新朝的用語,歷史陳述者若想避免偏頗立場的敘事,就應盡量不用。然而少了此類痛快的辭彙,作者想表達的精神,思想,意念,意識形態或政治意圖力道就少了許多,這也是重建真相最困難最矛盾的因素之ㄧ。

從這種角度來看,劉焉父子是否為外來政權,光從ㄧ個面向解讀很容易成為虛的命題。原因在於: 陳述者若站在漢政權立場敘事,則劉焉父子皆為朝廷任命的州牧,益州為漢政權統治疆域,當然不是外來政權。然而,若陳述者站在當時益州本土立場敘事,則端賴劉焉父子的統治是否符合本土利益。漢末亂局,本土勢力確然有獨立於漢政權之外的客觀條件,州牧要不就得結合本土勢力,要不就得有足夠的外力壓制本土勢力。換句話說,劉焉父子若沒搞定本土勢力,在益州就會被定義成外來政權,反之則否。綜觀劉氏父子在益州二十年的統治,雖然也有本土勢力大規模的反撲,但終究被壓制下來,並且與本土勢力達成ㄧ種最起碼的恐怖平衡,以維繫其統治。劉焉死後,其子劉璋甚至是被本土勢力推舉為州牧的,盡管這種推舉是本土勢力基於自己利益的行為,但也說明了劉氏父子最終並沒有被定義成外來政權。

即便當曹操橫掃天下,漢政權形同虛設時,劉璋對曹操的示好也沒有引起本土勢力的反彈,反應出益州本土勢力已深入劉璋政權,劉璋的對外政策,必然也要符合本土利益,而對於漢政權(漢獻帝)的無形的效忠則早已不存在。然而,降曹之後是否能保持本土利益,當然還是會引起疑慮,這則是張松出使曹營打探虛實最重要的任務。畢竟益州是個天然堡壘,中土勢力不容易入侵,本土勢力有足夠的籌碼在曹操與劉備甚至劉璋之間擇一合作。由於劉璋承襲父業,引外力制衡本土,以本土壓抑外力是ㄧ脈相承的統治策略,代表本土勢力的張松,首要的敵人應是本地之外力,也就是東州勢力(龐羲等政治要角),若另擇其主而能消滅本地之外力,則更為符合本土勢力的利益。若選曹操,則劉璋留任的可能性很大,益州政局恐怕變動不大,但壓寶在劉備身上,劉璋下台則是肯定的,未來政局的想像空間就大很多。然而,就算忽略外力(漢中張魯),與本土外力(東州勢力),單就本土勢力看益州政局,恐怕也沒這麼單純,因為本土勢力之間也有矛盾。

益州簡單地可分為巴,蜀與漢中與南中地區。這四大塊區域有著不同的異族文化,經濟利益,漢族土豪,與州政權錯綜複雜的關係。維繫這四區勉強整合成ㄧ個共同體,靠的還是漢政權虛弱的合法性,以及州牧充分給予的利益分配。而本土勢力中,自從趙韙被消滅以後,就再也沒有足以號召巴蜀群起叛變的人,況且沒有了漢政權招牌就少了正當性,少了正當性實力又不夠,益州的本土勢力並沒有足以代表全州的人物。也就是說,本土勢力不能視為ㄧ個整體,而是眾多大族土豪與本土官員的分裂勢力,與其說劉璋是受到效忠的州牧,不如說他是唯一能平衡彼此的招牌。由許多本土勢力反對劉備入蜀可見許多人懼怕既得利益受到影響,而劉備的出現恐怕也使得許多存在已久的暗中較勁,被逼著要浮上台面,東州勢力,大族土豪對於好不容易平衡的局勢即將出現變數,都感到同樣地不安。因此,與未知數劉備相比,與席捲天下的曹操相較,劉璋是能照顧本土利益的政權,是能唇齒相依的力量,自然不是外來政權。

早在劉焉隔絕了與漢政權的實質聯繫之後,益州儼然已是半獨立的國家,卻沒有出現蜀人治蜀,巴人治巴,南中人治南中的局面,可見劉氏在此紮根的用心與用力,也可見反對勢力的消長與"外來政權"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的關係。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荊州的劉表身上,漢末中原的亂局使得漢人大舉南遷,巴蜀與江南同樣都面對原住民,舊移民與新移民的平衡問題,社會的住民結構挑戰州長官的決策能力,與政治折衝能力。要擺脫被視為外來政權的危局,必然要與某些本土勢力合作並消滅某些本土反對勢力,劉表執政初期除了藉本土打本土的策略站穩腳跟外,也在荊州運用大量中原知識份子移民大舉興學,很大程度上也成為安定社會的力量,形成與中原殘破的對比,而消弭反對聲音,外來政權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地利益有沒有被照顧到,以及當地的風俗民情有沒有被尊重。

對於歷史敘事者而言,先設定某政權是否為外來,再依此角度考察判斷該政權的統治狀況,其實是錯誤的程序。

看ㄧ個人要先看他做了什麼,才決定他是什麼,而我們常常倒轉了這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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